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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時候還會半夜去看星星。儘管有人陪在身邊，我還是覺得孤獨，無法排遣。有一次，他試圖拉我的手，被我拒絕了。不是因為害羞，而是我覺得那是一種標誌。我認為只要沒有拉過手，就不算談戀愛。我不想談戀愛。我常常思考愛情是什麼，總是沒有一個積極的答案。在我看來，愛情就像是一種自我欺騙。我孤獨，但這種孤獨是真實的。
我冷冷地旁觀，靜靜地思索。
看電影需要門票，對生活的旁觀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我研二了，至今拿不出什麼傲人的令人矚目的或至少可以讓我在校園裡叱吒風雲的成績 ；到了告別單身的年齡，我依然“形影相弔”。
我想看透真相，我想明明白白地活著。我觀察、追問、反思。不在沉思中滅亡，就在沉思中爆發。還有一年就要離開北大，遠離我的觀眾席。我終將以特定的角色，以最大的投入面對和承擔自己對社會對他人的責任與義務。無論這種遊離與旁觀是好是壞，我都沒有太多時間在這種狀態下徘徊。我渴望在轉變中超越與昇華，我不希望我的旁觀與沉思只是一種時間的浪費和精力的消耗。某哲人說過，有三種追求是值得的：沉思、榮譽和財富。但願他說得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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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地旁觀，靜靜地思索（2）
我，不代表多數，也不是惟一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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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版《頭文字D》（1）
〉〉岔路口之一： 教室漂移
北大的教室資源利用率很高，除了我們正常的必修課、選修課佔用外，還有的就是名目繁多的各類講座活動，這也正是北大吸引人的一大招牌。設施先進的理科教學樓，歷史悠久的三、四教，還有獨處靜中的電教，都是各類講座的必爭之地。做學生的我們，為了飽食精神大餐，或是騎著單車“AE86”或是“11公交”（步行），在各大教室間漂移。兩年來，我也不知道自己聽過多少場各類“大碗們”的講座或演說，留下的更多的卻是對於不同教室間的記憶，是三教裡有座位時的喜悅，是理教裡站著發呆時的沉思。記得2004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香港著名導演王晶來北大講演，在光華管理學院二樓的教室裡，當我急匆匆趕到時，現場已經擠得滿當當的人了，我只好擠在最後一排，背貼著牆翹首以盼王大導演的到來，以至於後來他具體講的是什麼倒是記不清了，只記得痠疼的雙腿和被暖氣、人氣烘得通紅的臉。還記得2005年5月16日晚的那場大雨，得知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要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講演，我還是冒著雨早早地來到了萬眾樓，在古典的大廳裡，窗外的雨聲中，聆聽王石“帶著旗幟去遠行的故事”，這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在北大，幾乎每天都有各類的講座活動，有時一晚會有幾場心儀的講座“撞車”，以至於自己不得不忍痛割愛。但縱觀眾多的講演活動，有些只是走馬觀花，有些只是圖名“瞻仰”一番，而有的不可否認是在收穫思想上的震撼。記得有一次，路過“三角地”看到晚上有中文系著名教授錢理群教授關於“農村社會”的講座，但看時間已過一半了，本不想去湊熱鬧，但路過電教門口時還是忍不住進去瞧了一眼，諾大的報告廳裡，上座率並不理想。我很順利地找了個座位，慢慢地思想上便順著錢老邁向了那廣袤的土地。講演完，還是有很多學生不忍離去，紛紛求教。錢老在我的筆記本上給我題了一句話：“潛沉十年”，半路殺出的講座，卻有意外的收穫。教室間的漂移，有熱鬧，有震撼，有無聊，有感動，但不得不承認自己在成長。
〉〉岔路口之二： 身份漂移
北大里，我的身份只是一名學生，這是不容置疑的。但除此之外的非正式身份，卻也總是在漂移，在轉換。剛入學時，我的視野還停留在班級，成了班裡一名“小官”—宣傳委員。在其位，謀其職，於是乎，我和班級的同仁們忙著把班級裡的“大事”及時“弘揚”出去。慢慢地忙出頭緒後，我又被招呼進院團委和學生會坐起了雙重“宣傳部長”。別看名稱好聽，但宣傳的活最累人了。別人參加完活動，可以無事一身輕，可宣傳部的人不行。有的活動海報，還得把本人的“殺手鐧”書法給抬出來，不過每當路過“三角地”看到自己的手筆，還是會得意一番的，全然忘記了書寫時的勞累。這樣的活動一多起來，有時就很興奮，覺得有很多機會，能開闊眼界，但有時亦很辛苦，很無奈。記得2004年國慶節前夕，為了紀念建國五十五週年，北大團委組織各院系學生參加跳集體舞，並在“十一”當天獻舞天安門廣場。一體草場上，頂著烈日不停地練習佇列、舞姿，可是沒少流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