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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仍是英國社會最受尊敬的職位之一，它像大洋彼岸《紐約時報》的總編輯一樣，是全球新聞界無可置疑的領袖之一。 “人們對他懷有成見的部分原因是他是一個外來者。”除了是第一位外籍總編輯這一點，羅伯特·湯姆森與魯伯特·默多克之間的關係同樣引起人們的猜測。同時擁有《太陽報》與《泰晤士報》的默多克長期被視作是一名“掠奪者”，“一位擁有了媒體權力卻缺乏相應責任感的無恥商人”……20年前，他與《泰晤士報》傳奇總編輯哈羅德·伊萬斯的爭執被後者描述成是一場“藐視編輯獨立”的背信棄義之舉。今天的湯姆森不無俏皮地說，當時他不在場，而哈羅德·伊萬斯在《Good Times，Bad Times》中對默多克本人的記錄與大多數人的看法並不一致。恰恰相反，默多克先生真正的關注是如何將《泰晤士報》變成一份偉大的報紙，而非只盯著預算。“對，我為此感到驕傲。”湯姆森重溫10個月前，他確切得到這個職位時的感覺，它有效地將他從另一種沮喪中解救出來—作為《金融時報》美國版的主編，他是《金融時報》總編輯職位的有力競選者之一，但這個位置最終被給予了安德魯·高爾斯（Andrew Gowers）。儘管從不喜歡成為明星，但美國的5年經歷卻使羅伯特·湯姆森成為了真正的媒體明星。他經常出現在CNN、CNBC的財經談話節目中，他是美國商業記者協會的主席，是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的特別顧問，還是藝術協會的領導人。作為《金融時報》美國版的創辦者，他使《金融時報》在美國的發行量迅速增長，他本人也因其與眾不同的氣質贏得越來越多的尊重。“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金融時報》在美國的聲譽和形象”，湯姆森解釋說，他的公共活動主要是源於職位的需要。但他在《金融時報》的成功能夠確保湯姆森先生領導的、自我承認常常“羞澀”與“緊張”的《泰晤士報》走出困境嗎？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這份報紙因偉大的傳統而保持著卓著的聲譽，但後來卻越來越失去其影響力。它68萬的發行量比起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每日電訊報》100萬的發行量要相形見絀。《每日電訊報》與《衛報》都在紛紛猜測外來者湯姆森到底意味著什麼？前者會譏諷湯姆森不無怪異的言行、他明顯的駝背以及他的中國妻子與他的“中國味”。後者會關注他那類似舊式花花公子式的衣著，他不習慣穿新聞界習慣的藍色與灰色，而喜歡棕色的阿曼尼……他們會共同引用《泰晤士報》內部員工的看法，“是的，湯姆森先生有點神秘”，他沒有像人們最初想像的那樣，進行大規模的裁員，就像他自己說過的，他有點不可預料。 但幾乎每個與他共事的人，都會說他是個好人。他的確是個好人，在他那光線有點昏暗、佈置有點破舊的辦公室內，他態度的友善程度令人吃驚。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北京的工作經歷至少使他記住了“你好”怎麼說。在他咳嗽時，他說“金嗓子喉寶”的效果很棒。他還說他認為《黃土地》比《紅高梁》拍得更好。他安靜，他耐心，他的回答常常過於簡單。他笨拙，他的西裝也我沒有想像的那樣光鮮。他不是電影中那些典型而偉大的新聞人的形象—精力過分旺盛、大聲訓斥、行動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確保持了某種正逐漸消失的新聞從業者的氣質。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是那種沒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舊新聞人。17歲時他成為澳大利亞一家報紙的Copy Boy，他熟悉報紙的每一個細節；他依靠經驗、直覺，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學的教育來理解這個世界。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夠以更華麗的、與眾不同的方式來定義自己與他領導的報紙，但他卻總是從更具體的細節開始闡述。他講述在過去的10個月中，他怎樣開始改觀了《泰晤士報》，使它的發行量增長至70萬份。他一再強調，新聞業的基本嘗試，就是如何更客觀地呈現事實。他說“人們買報紙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見能得以佐證”。但他希望《泰晤士報》打破這種習慣性的偏見，使我們接受真相，而非成見。他不願流露出我渴望見到的那種“歷史使命感”與“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對我提到的該報歷史上最傑出的兩位總編輯托馬斯·巴尼斯與約翰·德蘭尼締造的偉大傳統，他似乎也並未感到某種壓力，前兩位使《泰晤士報》變成了19世紀英國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它推動法案的透過，利用輿論終止戰爭。而德蘭尼先生則更使他本人成為權力的中心，他與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將這種內部訊息變成了影響劇烈的公共輿論。傳說一位《泰晤士報》的員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蘭尼在街上騎著馬，而他的兩邊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