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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迪納女士與蘭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為《金融時報》制定全球計劃時，它趕上了一股看起來不可阻擋的“全球化潮流”。 對於媒體而言，時機、潮流與自身的品質同樣重要。長達4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不僅推動了《金融時報》在全球的擴張，也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質—如何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業社會提供所需要的聲音。《華爾街日報》在每個區域設立不同的版本，並儘量使內容“本地化”。而《金融時報》則儘量“全球化”，它的各種版本幾乎擁有一致的內容。它是由倫敦編輯中心設計出的“四海一家”的報紙，它是不以國籍與地域為限的世界公民的讀物。在這種意義上，只有《經濟學人》與《國際先驅論壇報》有著類似的定位。它們遵循一種更為普適的原則，尋找一種超越區域性的視角。正如高爾斯曾寫的：“這份報紙堅信超越邊界的經濟與政治合作。在一個全球化的年代，我們相信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爾斯執掌《金融時報》之時，也正是這種全球融合遭遇挑戰之日。這是一份充滿榮耀的工作，但它卻面臨著更多來自內外的挑戰。“在‘9·11’之前，我從來沒有這麼興奮過。”對於從事了多年國際新聞報道的高爾斯來說，這的確是個偉大的時刻。從雙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醜聞，再到阿富汗的重建，以及今日的伊拉克戰爭，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為這一代新聞記者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是戰爭，以及戰爭之後遺留下的長時間的後遺症，除此無它。”安德魯·高爾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們預測未來幾年新聞業最重要的報道方向。 《金融時報》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出色報道，在相當程度上源於高爾斯的個人經驗。他是國際政治領域最重要的新聞記者之一。他採訪過包括普京、拉賓在內的眾多政治領袖。他還是一位中東事務專家，他與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傳》被認為是一流的傳記作品。 捲入這種重塑歷史程序的報道的確激動人心，但是已經身為總編輯的安德魯·高爾斯卻必須面對更多的問題。接二連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經濟陷入恐慌，經濟下滑使《金融時報》的主要客戶群不斷裁員，並減少廣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萬英磅的收入，《金融時報》在2001年的收入下降至3100萬英鎊，而這個數字在2002年則陡降至180萬英鎊。它的廣告收入則在2001年和2002年裡分別下跌20％和23％。當然，這與高爾斯先生實在沒有太大關係，全球的報業都在面臨這種考驗。除去經濟衰退的因素，他們還要與不願意讀報紙的新一代年輕人做鬥爭。 也就是說，蘭伯特在締造了一個光輝時代之後，還順便帶走了《金融時報》的好運氣。當然，高爾斯先生不會承認他生活在“影響的焦慮”之中。他是一個溫和而低調的總編輯。人們常說蘭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風範，是一位公共哲學家。但高爾斯則是一位典型的記者形象，他的身材短粗卻有力，他的回答沒有華麗的詞語卻足夠真誠，他的表現使他像一個樂觀主義者。他坐著回答問題時還時不時把身體往椅子裡陷，這個舉動使他有點孩子氣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一張全球性商業報紙的使命（2）
高爾斯為2003年設定了很多計劃，他的一個更為具體的目標是《金融時報》的銷量達到70萬份。而談到在這樣動盪的世界裡《金融時報》應扮演的各種角色時，高爾斯說是幫助人們重建全球信心。更為清晰的表達是他在《金融時報》美國版5週年紀念刊上的導讀：“《金融時報》身處智慧中心。我們擁有清晰的信條與同伴，我們傾向投資於開放的市場與開放的頭腦……我們的英國根基給予我們牛鬥犬的品質：堅定，值得信賴與從不害怕擁有足夠支援理由的戰鬥。對於《金融時報》而言，比起顯而易見的觀點，我們更願意陳述不受歡迎的論點。當我們偶爾變得不那麼受敬重和不可預測時，我們為此而高興。大體而言，美國的價值觀就是《金融時報》的價值觀。當這種價值觀關乎提高民主、人權與自由投資時，我們會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也不恐懼美國的權力，我希望這種權力有適當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範圍，《金融時報》希望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接觸。《金融時報》……” 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魯·高爾斯的大學時代。1979年，20歲的劍橋學生高爾斯與他的同學一起編輯著一份獨立的學生報紙《Stop Press》，並贏得了《衛報》第一屆學生新聞獎。24年後，高爾斯說這段經歷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終放棄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