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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幫〃，是一個整體。在完成《〃四人幫〃全傳》之後，我又著手把四本書合併成一本書，把〃子題〃合併為〃母題〃，迴歸最初的創作設想，書名改為《〃四人幫〃興亡》。
在《〃四人幫〃興亡》中，把〃四人幫〃作為一個〃幫〃來寫，不僅把〃四人幫〃的興亡清楚地勾勒出來，而且完全解決了彼此的重複問題。
經過前後二十年的努力，經過多次修改和不斷補充，我終於完成了一百五十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
在《〃四人幫〃興亡》出版之際，回顧漫長而又艱難的創作歷程，感慨萬千……
歷史的迷霧需要經過時間的沉澱，才能漸漸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種〃文革〃資料也需要時間。
我希望本書不僅僅是文學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價值。正因為這樣，我在寫作中十分尊重史實，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作為前提。
檔案是寫作這樣的史實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噸從納粹手中繳來的機密檔案。可是，我卻與《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的處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箇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參考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不可接觸。有關部門甚至明文規定，只有人事幹部為了外調需要，開具黨組織的外調專用介紹信，方可允許檢視有關外調物件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檔案。至於為了創作而去檢視〃文化大革命〃檔案，只能吃〃閉門羹〃。我不得不把許多時間花費在辦理各種手續上，花在向各級檔案部門的負責人的〃遊說〃上。差不多每去一處檢視〃文化大革命〃檔案，都要花費很多口舌。
為此，我向上海作家協會黨組遞交了創作報告，並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獲得支援，使我得以進入種種〃禁區〃。
我吃驚地發現，〃文化大革命〃檔案處於相當混亂之中。比如，張春橋在〃安亭事件〃時給王洪文所籤的〃五項條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檔案，竟在一個與此毫不相干的檔案室裡收藏著。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檔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檔案室裡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為〃防擴散〃材料燒燬），卻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檔案室裡被我偶然翻到。因為姚蓬子曾經擔任上海師範學院教師，而上海師範學院又一度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醫學院一個〃造反兵團〃頭頭的工作筆記本，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此人的筆頭甚勤，看見街上貼了什麼大字標語，都要記下來；出席〃市革會〃會議，誰發言他都記下來，所以他的十幾本工作筆記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參考的資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檔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張紙：那是王洪文帶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造反隊員在安亭鬧事，中共上海市委為了縮小事態，在當時派出許多卡車要接他們回上海，同時還帶去許多面包。那張紙是分發麵包的簽收單，寫著某某廠某某人領多少麵包。簽收者絕大部分是當時各廠造反派負責人。依照這張名單，便可查詢那些當年的安亭事件鬧事者。
張春橋之妹張佩瑛在1954年所寫的一份自傳，其中有不少內容可供寫作張春橋傳參考。那時，張春橋尚未〃青雲直上〃，內容大都真實可靠。
同樣，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廠裡，查閱她的人事檔案，見到內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寫的自傳，對於她如何從一個窮孩子成長為勞動模範，寫得頗為真實，亦甚有參考價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當王洪文青雲直上的時候，曾叫人捉刀，寫了一本三四萬字的〃大事記〃，詳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歷史。這份〃大事記〃在王洪文被捕後，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進一段鐵管裡，兩頭焊死，埋於黃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這麼一份重要檔案，追蹤尋找，終於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國棉十七廠在上海東北角，我要斜穿整個上海市區，換乘好幾輛公共汽車。往往清早六時離家，八時多才能到達國棉十七廠。在這家工廠的人事科，一邊閱讀，一邊抄錄，花費了幾天時間。這份〃大事記〃成為我寫作《王洪文傳》很重要的參考材料。儘管這份〃大事記〃吹噓王洪文的〃光榮史〃，但所載事件的日期基本準確，而且內中提到的事件發生的地點、人名，都成了我作進一步採訪弄清真相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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