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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幫〃（〃四人幫〃）的出現、發展以及覆滅，這一重大當代史題材，也沒有相應的文學長篇。
我決心填補這兩個空白。
關於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誕生歷程，我寫出了長篇紀實文學《紅色的起點》。
當我著手採寫〃四人幫〃的興亡史，不少人笑話我自不量力。因為這麼一個浩大的寫作工程，憑我單槍匹馬，怎麼能夠完成。
我這個人，一旦認定了目標，就要堅決幹下去。
關於〃四人幫〃的這部長篇，曾經數易其名：
最初是從上海題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風雲》，分上、中、下三卷。
後來覺得〃風雲〃太平淡，沒有火藥味，於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著手之後，很快就發覺題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難以下筆。於是，我又改變了寫作計劃，即把這一〃母題〃分切為四個子題，分為四部長篇，即《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王洪文傳》。總書名也就相應改為《〃四人幫〃全傳》。
1986年10月，為了慶賀粉碎〃四人幫〃十週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寫作計劃，要我把已經完成的初稿，以《浩劫》為書名，作為〃重中之重〃，決定以一個月的速度出版（在當時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書稿付廠排印之後，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電報，要我馬上從上海乘飛機趕去，有要事商議。我匆匆趕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著一大包手稿，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上海。
後來我才知道，有人主張〃淡忘文革〃，所以對〃文革〃題材書籍嚴加控制。儘管在當時無法出書，我仍毫不灰心。我以為，這是一部重大題材的書，需要精心創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時間，埋頭於修改、補充。
終於，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鬆。從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時間裡，陸續出版了《〃四人幫〃全傳》初稿。
這四本書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數，頗為耐人尋味：
江青，二十萬冊；
張春橋，十五萬冊；
王洪文，十三萬冊；
姚文元，五萬冊。
這印數，其實從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幫〃四個人的不同的歷史影響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對他們不同的〃興趣度〃。
這四本書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許多報紙加以轉載或者發表報道、評論。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倪平的報道《歷史使命 筆底波瀾……訪作家葉永烈》，披露了《〃四人幫〃全傳》四本書的出版以及寫作、採訪的艱辛。
我以為初稿還很粗糙，又繼續進行修改、補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幫〃全傳》修訂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讀了《江青傳》，認為此書〃對重要史事的敘述，態度比較慎重，並糾正了一些不恰當的說法〃，全書〃史實基本上是準確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於《張春橋傳》的審讀意見則指出：〃這本書對於揭露張春橋的醜惡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對〃文革〃的禍害有比較具體而生動的描繪，有助於加深讀者否定〃文革〃的認識。書稿文筆生動流暢，且多秘聞軼事，可讀性強。〃
《〃四人幫〃全傳》出版之後，成為遭受盜版的重災戶。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傳》盜版本，竟然達十種之多！
《〃四人幫〃全傳》是四本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系列書。在寫作《〃四人幫〃全傳》的時候，我感到存在這樣的難題：
〃四人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罷官》來說，在《江青傳》中要寫到，在《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中也要寫到。如果都寫，彼此有重複感。如果只在《江青傳》中寫到，《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中不寫，則又不行，因為批判《海瑞罷官》畢竟是張春橋、姚文元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我在寫作的時候，有一詳略總體考慮：
←虹←橋書←吧←。
第3節：序（3）
某一事件以某人為主，則在此人傳記中詳寫，而他人傳記中則略寫。仍以批判《海瑞罷官》來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姚文元寫的，在《姚文元傳》詳寫，而在《江青傳》、《張春橋傳》中略寫。採取這樣詳略有別的方法，大體上解決了王張江姚這四本長篇傳記的互相重複問題。
不過，王張江姚畢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