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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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時，曾引起許多人的敵意和嘲笑，他的出版商為此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是這部著作還是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他在這部著作中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應當將啟蒙主義用於女性，這種啟蒙主義認為，一種體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於符合理性。女性的屈從地位是早期歷史野蠻時代的產物，是一群人強迫另一群人的結果，遠非一種自然的秩序，只是因為人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它才被當作了自然的秩序。他當時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是，“一個性別從屬於另一性別是錯誤的。”（轉引自Kourany；　261）　他認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確實低於男性，但這是長期的社會壓迫和錯誤教育的結果，是壓抑一方激勵另一方的結果。 當代的女性主義者對穆勒的功績不能忘懷，但對他的一些觀點也並非全盤接受。比如他有一個相當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女人的思維模式更傾向於直覺，更現實，而男人的思維模式則更寬闊宏大。儘管他說女人的直覺現實的思維模式對男性會有助益，他這種概括本身還是受到了抨擊。此外，穆勒雖然主張男女兩性在政治、教育和就業上的平等，當仍堅持認為男女在社會上應有不同的角色，這種社會角色的區分與公私兩大領域劃分的觀點十分接近。批評穆勒的人一方面認為他沒有遵循自由主義原則，在所有的問題上得到符合這一原則的邏輯結論；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原則本身也有侷限性。 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美國的代表人物是斯坦頓　（Cady　Stanton），她當時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將自由共和主義的原則適用於女性。她有意模仿獨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對在道德上的男女雙重標準。但是，她忽視階級與種族問題，甚至發表過“白種女人比前奴隸更有選舉資格”這樣的言論。斯坦頓還流露過女性比男性優越的思想，但她的觀點基本上還保留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範疇之內。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女性運動第二波中的代表是波伏瓦。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將他自己定義為“自我”，將女性定義為“他者”。女性不僅與男人不同，而且低於男性。雖然壓迫是結構性的（如經濟歧視），但是反抗是個人性的。女性無法逃避“女人性”以及在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地位。波伏瓦提出了“三步策略”：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作是受剝削受壓迫；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識，包括思想，觀察和定義；第三步：爭取社會的社會主義變革，這一變革將對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的衝突有所幫助。（Ollenburger；　et　al。；　25）&nbsp&nbsp&nbsp&nbsp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3）

1963年，弗裡丹在其代表作《女性的神話》中提出那個“無名的問題”，即中產階級女性在家庭主婦的“幸福”生活中所共同感受到的那個煩惱的問題。她是美國全國女性組織的建立人和主要領導人，該組織的主要成員都是中產階級女性。她們的觀點大都屬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流派。 多年之後，在《非常女人》一書中，弗裡丹又提出“第二階段”的問題。她提出這一問題的出發點在於：女性在走出家庭之後雖然社會地位提高了，有事業可做了，但是她們又面臨新的問題：在選擇是否要孩子時，在追求事業的成功時，她們感覺到衝突、恐懼和無奈，以及與此有關的具體問題。（弗裡丹，2000年，第29頁） 弗裡丹提出的兩階段論是指：第一階段：走出家庭；第二階段：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礎上重塑我們的制度，以使我們能夠生活在對生活和愛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夠選擇要孩子。（弗裡丹，2000年，第37頁） 弗裡丹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女性運動不願意著手處理家庭問題。美國早期女性主義者大多是反對婚姻和家庭的單身女性，有的雖然結了婚，卻沒有要孩子。現代女性主義者的大眾化形象，要麼是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攻擊男人的事業型“女強人”，要麼是一個年輕的“解放女士”，反對婚姻，反對生孩子做母親，反對家庭，反對男女私誼，抨擊過去女人取悅男人、吸引男人的所有特性。她們推崇反對男人的亞馬遜女戰士形象，例如一個題名為“摧毀男人協會”的女性組織公然宣稱“所有的已婚女性都是妓女”。她們宣稱，除非徹底消除家庭，除非女性拋棄為母之道，不與男人性茭，否則女性永遠不能得到解放。讓嬰兒在試管中孕育，把男人與女人間的所有關係以及男人與國家的軍事和經濟掠奪間的關係，簡丹地概括為“強Jian”二字。弗裡丹認為，“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一口號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