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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的撲滅埋瘞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禱祝免災，更為著實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國勢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盛唐時那種直面災難的勇氣，全力抗災的力量，只有寄託於僥倖，寄託於幻想。而當僥倖和幻想都不足以掩蓋這種滿目瘡痍的國家局面時，就只有寄託於謊言了。
第一，蝗蟲已把大半個中國的禾苗一掃而光，赤地千里，哭都來不及，何賀之有？第二，蝗蟲即使抱樹而死，也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吃得無可再吃，給老百姓的災難已經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誣妄，純系一派胡言，怎麼有臉在那裡開慶功會呢？
唐到僖宗，已經是氣數盡了的衰世敗象。黃巢的農民起義，流竄全國，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過。惟其不好過，就需要打腫臉充胖子，製造出一派大好形勢。記得在“文革”期間，從大字報起，到大串連，到大批判，到文攻武衛，到全國一片紅，弄得整個國家的形勢，相當的不好。可那些紅衛兵小將，造反派戰士，偏要負氣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個“就是好”嫌不夠勁，再加一個；一遍“就是好”嫌不過癮，再來一遍。唱多了，唱久了，便產生聽覺疲勞，也漸漸分不出到底是好還是糟了。
唐朝的謊話政治（2）
這種在“文革”中經常見到的，半夜三更起來敲鑼打鼓慶祝形勢大好的場面，想不到在唐朝乾符二年就出現過了。
宮闕殿堂之上，山呼萬歲之中，文武百官為皇上的洪福齊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連蝗蟲見了我們大唐聖明天子，也統統絕食自殺，以謝國人了，那是多麼的光榮，多麼的偉大，多麼的值得舉國歡騰啊！楊知至笑了，在場的眾大臣也咧開嘴笑了，因為十幾歲年紀還是個頑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個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彌天大謊，但說謊者、助謊者所以有恃無恐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因為僖宗需要這個謊，相信這個謊。
謊言，是政治家用來對付最高統治者的武器。
給《資治通鑑》作注的胡三省，注到這裡，回顧唐代的歷史說：“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韓晃以霖雨不敗鹽，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荊棘而死，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其來久矣！”
在最高統治者四周，其實是存在著一道包圍他的“謊之牆” ，這就是胡三省所說的唐代的謊言政治。若是這位帝王頭腦還算清醒，若這道牆還不至於高到擋住視線，那麼他還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實風景，還可能聽到御河橋外的真實聲音。若是這位帝王神志不算清醒，這道牆就會越砌越高，那麼他就很可能隔絕於世界變化，疏遠於時代潮流。如果這位帝王鴆安宴樂，昏庸失德；如果這位帝王聲色犬馬，行屍走肉，那他就會生於牆內，死於牆中，成為歷史的垃圾。
這道牆，看不見，摸不著，但感覺得到，體會得到。唐代宦官仇士良，就是最為精通營建“謊之牆”的高手。二十年間，親歷順宗、憲宗、文宗、武宗四帝，他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出過。他告老還鄉時，曾把如何控制皇帝的訣竅，傳授給徒子徒孫：“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他所說到的“娛其耳目”的“目”，他所提及的“彼見前代興亡”的“見”，就是之所以要築這道牆的緣由。有一次，李昂問當直學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堯、舜之主也。”李昂嘆了口氣，對這位臣下說道：“朕豈敢比堯、舜，何如周赧、漢獻耳？”周墀大吃一驚：“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李昂最後說：“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這個家奴，正是仇士良。他經營的這道“謊之牆”，牢不可摧，堅不可破，弄得這位帝王奈何不得，想跳也跳不出去。
胡三省說，“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其來久矣！”其實，豈止人臣要以謊言來矇蔽人主呢，甚至連人主也需要以謊言來麻醉自己。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於那個女皇帝武則天了。
這個女人當上皇帝以後，心裡總是有點不踏實，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了這一點。武是個不成器的小玩鬧，因其姑成為一國之主，他跟著雞犬升天，自然要想法給姑媽解心寬。不過，此人智商不高，琢磨出來的主意，也很不高明。僱人“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但武則天實在需要這種明知是謊言的東西，好用來自蔚。“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