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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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衙門裡混口飯吃，綽綽有餘，生老病死，保證待遇。但圖功名，求利祿，想發達，往上爬，卻並非是值得留戀的地方。

顧況認為自己“當得達官”，有點不安心，有點不自在。

中國文人之吃虧，多在於自我感覺良好。因為當時先後為德宗相的柳渾、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權在握，安排一份要職，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可他疏忽了一點，這兩位是政治家，而非純粹的文學家，談談詩歌，怡情悅性，飲飲老酒，消食化痰，當無不可。但要讓他倆向皇帝舉薦，要朝廷敘用，委以重任，授以達官，就不能不心存顧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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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把握得住這位大牌詩人的自由主義呢？萬一吊兒浪當起來，萬一胡說八道起來，誰來替他擦屁股？果然，“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為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李肇《唐國史補》）。

顧況就這樣被踢出長安，謫往饒州。途中經過衢州，碰上拿著自己作品求見的白居易。一般來講，官員倒臺，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馬可憐兮兮，一臉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無人再像以前那樣巴結他了。而文人失敗，哪怕失敗得很慘，只要確實寫過有一點影響的東西，還是會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學後生們，才不在乎你犯過什麼錯誤，戴過什麼帽子。這一點，當過右派的我，倒是蠻有體會的。

於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顧況賞識的這段佳話：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王定保《唐摭言》）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張固《幽閒鼓吹》）

白居易這次面謁顧況，與他“初舉”、“應舉”，了無關係。白居易第一次來長安應進士試，是在公元799年（貞元十五年）。而顧況被貶饒州，為公元789年（貞元五年）間事。後來，顧況隱居茅山，為公元793年（貞元九年）間事。這位早就受了道籙，早就隱居山林，怎麼可能跑到長安去，專程為白居易鼓吹說項呢？所以，真實的歷史，應是顧況在貶官南下途中，與白居易有了這次接觸。

類似的文字記載，還見諸於《唐語林》、《全唐詩話》、《唐才子傳》等書。看來，顧況賞識白居易，道路傳說，反響很大，才留存文人筆墨之間。那時，白居易才十九歲，名不見經傳，而顧況乃詩界大腕，文壇掌門。尤其在李白、杜甫、王維等頂級大師死去之後，就他獨撐唐詩一片天，因此，他的評價等於給白居易開啟了文學之門，也把他推上了仕進之途。

第一，名人說話；第二，作品過硬，白居易頓時成了明日之星。這對他公元800年（貞元十六年）第四名進士及第，對他公元802年（貞元十八年）登書判拔萃科，對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對他公元807年（元和二年）任翰林學士，便一路綠燈，通行無阻。唐代的科舉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響，縉紳豪門的保舉，名流雅士的推薦，十分要緊，干係重大。這位繼續高舉盛唐詩歌風韻的前輩，出來為白居易打包票，還有哪位主考官，敢不當回事呢！

這則文壇佳話，實際意義不僅如此。顧況所說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難”，並不是無足輕重的閒話，而是確實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熟慮的真理。

什麼叫“居”，僅僅是指遮風蔽雨的屋子嗎？若這樣簡單化的理解，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居大不易白樂天（2）

所謂“居”，　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際；小者，意味周遭；實者，物質世界；虛者，精神空間。一言以概之，“居”即人的生存環境。對文人來說，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偽劣，非投機倒把，非虛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華，真有思想，真有靈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詩人，追求既廣闊，又自由，無拘束，無疆界的創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一個關在籠子裡的鳥，可能感到寂寞和無奈；一個關在籠子裡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一個關在籠子裡的作家或詩人，那很可能就會發瘋。因此，顧況這句看似無意的戲謔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