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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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為鈞天之樂不如也”。在座知音，擊節讚歎，偏有一位老者，不發一言。李謩認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但這位老人，仍舊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辭。李謩沉不住氣了，“你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難道你是此中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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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聲音（4）

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為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之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試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服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太平廣記》卷二○四引《逸史》）

這無疑是一次復古派的勝利，但故事的結局，卻並非如此。

明旦，李生並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同上）

勝利者的子虛烏有，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收場，頗有點調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飄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歷史使命的，無論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種精神，哪怕有再美好的願望，該終結的，該衰朽的，或者該完蛋的，也總是要消失在天際的，那是一個不可逆的程序。

所以，王之渙詩《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位笛子名家李謩，終於改用來自西域的羌笛。同樣，杜牧詩《寄揚州韓判官》“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中只有夜深人靜才能聽到的洞簫，也被改良的樂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選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古琴一樣，中土的傳統樂器，由於音量的侷限，註定了逐步邊緣化、雅玩化的式微末途。

因此，魏晉時的嵇康，被判了死刑，上了法場，在千百名看熱鬧的市民圍觀下，抬來桌子，鋪上臺布，還要架上焦尾琴，彈一曲《廣陵散》，絕對是後人的誇張之筆。古琴，只宜士大夫在書齋裡寫不出文章時，小姐在繡房裡找不到物件時，文學大師在府上發現無人捧臭腳時，撫一曲《流水》，聊以自蔚。除非司馬昭派電工給他接上電子音響，嵇康想在殺頭前做閉幕秀，是做不成的。

於是，長安城裡，自關隴直至中原；宮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無不陶醉於來自西涼、龜茲、疏勒、高昌，甚至更為遙遠的域外音樂，無不耽迷於富有表現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樂器，這樣，使得唐朝的聲音，出現前所未有的生氣。

而在諸般樂器中，最強烈，最狂放，最亢激，最為玄宗所愛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王讜《唐語林》卷四）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戟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臺晚景，明月清風，凌空透遠，極異眾樂。（南卓《羯鼓錄》）

李龜年善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十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廣記》卷二○五）

一個皇帝，練他的羯鼓，打斷的鼓槌裝滿了好幾個櫃子，其執著，其專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們也許可以指責他一千個不是，痛斥這個如此不務正業的帝王。但是，有一條，或許更為重要的，這種在羯鼓上的投入、專心，不管不顧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無禁忌，他在心靈上的無拘束，他的個性自由，他的特立獨行，他的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樂，那種敢作敢為的丈夫氣慨，可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擊出唐朝的聲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國歷史上，敲出了開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輝煌。元稹詩《行宮》曰：“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就衝這一個“說”字，值得對他刮目相看。

因為很多皇帝，最後只剩下一個“罵”字。

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有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