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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裡，中堂制度，甲于都下。”這三弟兄在洛陽蓋的連跨數坊的大宅門，恐怕當下那些紅得發紫的歌星也未必有這份財力。在五環路外，買幢花園洋房，在遠郊區縣，蓋棟郊區別墅，應該不算困難。而要她們投入上億資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築群，估計是力不勝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錢。開元年間這種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築在這樣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的。說實在的，在玄宗開元之治前的唐朝，並非如一些歷史學家所鼓吹的，是那樣一個盡善盡美的大唐盛世。
據今人錢穆的觀點，“（唐）貞觀時代之社會情況，實未必勝於（隋）大業”， 他認為，“隋室雖祚短運促，然其國計之富足，每為治史者所豔稱。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綜合國力，遠勝於李世民、李治、武則天所經營的唐。“在其（隋煬帝）末年，天下儲積，足供五六十年”（《國史大綱》）。
李唐王朝的統治者，從貞觀開始，不過只是給中原百姓創造了一個休養生息的安定環境罷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與社會大環境的安定豐足，有著莫大關係。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開元十四年，有戶七百零六萬；開元二十八年，有戶八百四十一萬，與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差可比擬。所以，錢穆認為，“一到唐玄宗時，社會富庶已與隋代相似”。
中國人那種百折不撓的頑強抗力，那種承受磨難的經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讚歎不已。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無論是曠日持久的折騰，還是疾風暴雨的摧殘，只要能讓老百姓喘口氣，假以時日，很快，這塊國土上又將春風和暢，煥發生機。
同樣，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隨之而來的一片繁榮景象。
在這二十九年間，“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新唐書·食貨志》）
這二十九年，才真正稱得上盛唐。要沒有這點本錢，李隆基也不敢放開手腳浪漫。據唐劉肅《大唐新語》：“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現在也很難分得清楚，耽安宴樂的這位風流李三郎，是他帶領著歌手和詩人沉迷於物慾的淵藪中呢，還是整個社會已經形成的腐朽敗壞風氣，簇擁著這位陛下走向覆滅呢？
唐朝的歌手（4）
正如歐陽修對他的評價一樣，“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慾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新唐書·玄宗本紀》）
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權力的中國皇帝，幾乎不能逃脫的，最後必將走向自己反面的命運。公元755年（天寶十四載）冬，他的寵將，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舉兵叛變，南下攻入洛陽，次年佔領長安，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生靈塗炭，中原化為丘墟。其部將史思明攻佔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毀夷滅，神州陸沉。史稱“安史之亂”的這場浩劫，就是這位原來的有道之君，後來成為無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從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大約在公元770年（大曆五年）左右，由於戰亂的關係，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長沙）的詩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樣流落到江南一帶賣唱為生的李龜年，故人相見，一言難盡，彼此潦倒，惟有哽咽。詩人當時到處投奔，無所傍依，而這位開元年間排行榜總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慘。“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闕，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鄭處誨《明皇雜錄》）。
這能讓杜甫那顆詩人的心平靜下來嗎？於是，就有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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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南逢李龜年》）
一位盛唐歌王，一位盛唐詩聖，隨著盛唐的不再，也終於鞠躬謝幕，相繼退出人生舞臺。
其實，回顧整個中國文學史，一個大時代的開始，總是一次新文###動的開始。同樣，一個大時代的終結，也必然是這個文學程序的終結。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詩人也好，興也固然由於盛，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