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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諧笑，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語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請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從之，飲醉竟日。（《說郛》卷二五載薛用弱《集異記》）
由此可知，唐詩之所以繁榮，很大程度上因為唐詩是可歌的。後來的詩，便不可歌了，於是，也就遠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這座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歌巔峰。詩不可歌，乾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審美意義上，詩的活力便先衰減了大半。再後來，詩變成白話，變成拆開分行的散文，連順口都說不上，何從歌起？這樣，中國的詩也就走到了盡頭。
因為詩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這一行當。
在中國，只有唐朝這些職業歌手的名字，是正經八百地寫在史書上，寫在文人的作品裡。我很欽佩唐朝的歌手，他（她）們沒有禁忌，沒有教條，沒有框框，沒有任何阻隔，也沒有任何躊躕，面對那些瞪著牛大的眼珠子，視他們為異端的正統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樂引進中原，敢將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視為華夏正聲，敢將本土詩人的詞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術出現之前，是歌手的聲音將詩人的文字，覆蓋在整個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圖之上。
無妨如此說，唐朝的歌手將唐朝的詩人，送上繆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舊唐書·武元衡傳》）
李益……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賄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徵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廻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舊唐書·李益傳》）
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吾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白居易《與元九書》）
詩人成為香餑餑，詩篇成為搶手貨，而那位李白，竟大馬金刀地不買唐玄宗的賬，“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種盛況，既空前，更絕後，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會出現。
盛唐詩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詩人和歌手珠聯璧合的結果。詩到盛唐，蔚為大觀，雲蒸霞蔚，眾星璀璨，歌手對他們作品的演繹、傳播、推廣、媒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強大作用。同樣，詩人的華彩詞章，珠璣文字，為歌手們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間，深入情感境地，擴大美學視野，放眼廣闊世界，在藝術的完美創造上，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在這種相得益彰的精誠合作中，詩人和歌手，常常結下深厚的情誼。
唐朝的歌手（3）
我估計，當時的詩人，相當感念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詩》中，我們還能讀到留在詩人筆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袞，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開元年間，既是唐朝的鼎盛時期，也是唐詩的鼎盛時期，更是唐朝歌手這個行當的鼎盛時期。
說來也許要讓今天那些當紅的歌星嫉妒，別看她們在螢幕上連跳帶蹦，連吼帶叫，和她們一起瘋狂的歌迷，基本是她們的同輩人，更多的是中學生。而當唐朝的歌手出場獻藝的時候，誰是她們的追星族，恐怕當今那些紅歌星連做夢也不敢想的。
一國之主，九五之尊，人稱風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帶頭為之鼓掌叫好，為之神魂顛倒。“宮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囀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鐘愛也。”
領銜文壇的詩人李白，翰林待詔大學士，也肉麻兮兮地來湊這份熱鬧，甘為女歌手的“粉絲”。“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欲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餚醉飽，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於眾？’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以上均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由於帝王的提倡，由於詩人的支援，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為快活一族，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亞貴族，車馬擬比王侯。以開元時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為例，據鄭處誨的《明皇雜錄》：“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洛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