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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心裡都清楚，要想比別人收穫更多，首先就要比別人付出更多。“育才”的學習氛圍十分濃厚，致身其中的高尚對父親說：“我們班沒有什麼天才，但大家都非常勤奮。”
在高敏看來，兒子學習時的那種全心投入的態度讓他很有感觸，“我覺得他能在學習的時候注意力高度集中，能去除一切雜念，這一點在我觀察兒子的時候特別有感受。”時至今日，高敏還時常想起炎炎夏日裡兒子在寫字檯前揮汗如雨的樣子，“夏天時候他一般下午一點到三點學習，精力特別集中，就穿個小褲衩，後背汗淋淋的。他媽在後邊悄悄給他扇扇子，他回頭看一看就繼續學習了，他學習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
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相同的時間在每個人手中的價值往往不同。在高尚家，父親高敏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學，“無論是之前騎摩托車，還是後來開“北京吉普”帶著他，路上的三十多分鐘時間他總能利用上。有時候我們爺倆聊天，大部分時間他都是聽日語或者英語磁帶。”
不只是學習，玩起來的時候高尚也挺“瘋”。父親是高尚的第一任游泳老師，一家人經常在週末去游泳館游泳，“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感覺孩子做事特別認真。下水以後兩個小時他基本就不上岸了，有的時候我遊不動了，就讓他跟我一起上來休息，他說差20分鐘還得繼續遊，就在裡邊一趟一趟地遊”。
在學習感到疲勞的時候，高尚總會用體育鍛煉來緩解精神上的緊張。在週末或者假期約上三五好友，一起去打打籃球，直打到大汗淋漓才肯回家，簡單衝個熱水澡，再精神飽滿地投入到學習中來。
“行動比說教更重要”
1996年，朱蓓蓓跟很多同班同學一起考上了東北育才學校，並且被分到了不同的班型，“有考上少兒班的，數學特長班的，計算機特長班的，英語特長班的，就把我們女兒分到了日語特長班。”考慮到日語班的學業壓力比較大，別的課程照常學，日語還要達到大學本科畢業的水平，母親孫經玲擔心女兒吃不消。但這種事情由不得自己，朱蓓蓓就這樣進了日語特長班，跟高尚成了同班同學。
朱理和孫經玲夫妻倆都是學文科出身，這對女兒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實我們倆各有分工，英語都是她輔導，語文方面都是我輔導。”朱理說。
現在，父親朱理主要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他認為，在語文的學習方面，行動要比單純的說教效果更好。“我不贊同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模仿範文，我覺得透過觀察看到的東西更好”。因此，要描寫春天，朱理會把女兒帶到公園裡，親手撥開草坪，觀察初春時節油亮、脆嫩的小草；學到“漣漪”這個詞，父親就把石塊扔到水裡讓女兒觀察泛起的層層波紋。
初三那年的暑假，學校要求學生做暑期社會調查。“學校讓搞社會調查，我們倆人騎上腳踏車，真出去搞社會調查”。朱理帶著女兒騎著腳踏車來到瀋陽南運河的源頭東塔閘門，從那裡順流而下，對南運河水汙染與治理的情況進行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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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蘋果”到“紅蘋果”（5）
調查報告的題目叫做“水的死亡與再生——對南運河水汙染與治理的訪查”，曾經發表在東北育才學校校刊《優才搖籃》（1998年3月，第11期）上，並且被收入《東北育才學校建校五十週年紀念文選》一書中。文章真實地反映了南運河受到汙染的現狀：
我們騎著車順流而下，開始了對南運河汙染的調查。沿途中看到無數個粗的細的排水管，翻滾著紅色、白色、黑色、黃色的髒水，無情地流進那本來就不乾淨的河水中，河水中混入多種顏色的髒水，變得叫不出顏色。河水兩岸，大大小小的垃圾堆、散落的破筐、塑膠袋和一些看不出模樣，叫不出名字的破東西，這一切都在汙染著河水，破壞著環境。越往下走，水越髒，味越臭。走了大約14公里，在一個叫龍王廟的地方，南運河重新流回到渾河，在兩河交匯處，呈現出一個很明顯的色差，此時的我突然想到了一個成語“涇渭分明”。我很傷感——為下游的另一座城市，為河裡的魚蝦，為美麗的大海。
親眼目睹了南運河的汙染狀況後，父女倆來到了南運河汙水截流工程的施工現場，這讓朱蓓蓓看到了汙染得以治理的希望所在，在文章的結尾，她寫道：
這真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南運河水會變得潔淨起來。用科學技術可以解決汙水問題，可是，河中那些還在不斷增加的垃圾又怎麼處理呢？這可不是技術能解決的問題，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