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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
記得是十年前，我在東京訪學時，問過許多日本學生，最喜歡的中國歷史人物是誰，都說是諸葛亮。為什麼？除了聰明才智，還有就是身上那種特有的“妖氣”。說來有趣，同一個孔明，中國人欣賞他鞠躬盡瘁，日本人喜歡的則是其神秘色彩。這與中日兩國民眾看待生死、幽明、神人等的方式，不無關係。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談及《三國演義》寫人的缺失，有這麼一句：“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前半句我很贊同，後半句則不無保留。因為，在我看來，這是用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沒考慮到中古時代人們的知識結構與思維特徵。像孔明那樣的絕代軍師，知曉天文地理，熟悉陰陽五行，還會擺弄奇門遁甲等方術，一點都不奇怪。以軍師而兼巫師，神神鬼鬼，虛虛實實，這樣的描寫，既有歷史依據，更符合“小說家言”的特性。晚清以降，崇信科學的中國人，開始質疑諸葛亮的智慧超常與法力無邊。那是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而且過於相信“七實三虛”之類的說法。反而是日本人，離得比較遠，可以超越功利的計算，故對《三國演義》會有另外一種讀法。
經由知識精英“破除迷信”的努力，今日中國，對於神鬼的世界，要不徹底沉湎，要不完全拒斥，難得有比較圓通的見解。返觀東鄰，平安朝陰陽師安倍晴明的超現實故事，居然成為流行讀物，而沒人追問鬼神之有無，或者慰靈之是否必要。你可以說，這是叨了科幻小說以及靈異電影的光，時至今日，即便中國人，談論魔鬼、靈魂、巫術、神蹟什麼的，也都已經沒有多少禁忌了。可放眼中外的書界與影壇，到處“人鬼情未了”，何以如此，還是個值得探究的謎。
對於鬼神之有無，中國人的態度其實很通達：喜歡談論，但並不堅執。很長時間裡，明知“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仍有無數儒生對“志怪”一往情深。箇中原因，可借用清人袁枚《〈子不語〉序》的自我表白：“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不見得真的相信鬼神，可鬼神故事“遊心駭耳”，娛樂性很強。於是，讀書人紛紛以談狐說鬼自娛或娛人。
同樣談論鬼神故事，從《搜神記》的力圖“發明神道之不誣”，到《閱微草堂筆記》的“半屬寓言，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爾”，兩千年間，講述 / 傾聽了無數淒厲陰森、哀感頑豔的鬼神故事的中國人，很難說真的“篤信鬼神”。否則，便無法解釋何以近百年來，鬼神基本上從中國文壇消失。啟蒙者的呼籲以及政治家的提倡，之所以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與普通民眾本就“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有關。當然，這說的是近百年的情況；如果倒退到漢魏六朝，那時之盛行鬼神志怪之書，“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
日本的情況，大致也類似。在“科學昌明”的今天，談論鬼神，最好將故事放置在一個幽明尚未十分清晰的時代。《陰陽師》系列小說的第一則《琵琶之寶玄象為鬼所竊》，開篇就告訴我們：“平安時代——仍然是個民智未開的時代，有好幾成人仍然對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在這樣的時代，人也好鬼怪也好，都屏息共居於京城的暗處，甚至在同一屋簷下。妖魔鬼怪並沒有藏身在邊遠的深山老林裡。”有了這個交代，以後平安京裡百鬼夜行的場面，便也都見怪不怪了。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公元781年即位的桓武天皇，其如何積極推行新政，從而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可以不必考慮；但作為知識背景，此後四百年間文化上的幾個趨勢，必須略為知曉。不然，閱讀小說時會有些許障礙。一是僧侶紛紛入唐取經，歸來後建宗立派（如最澄、空海），使得佛教信仰在日本國民中間更加深入骨髓；二是平安前期，漢文學在知識分子中十分流行，嗜好《文選》或模仿元白體成為一種時尚，某些著名文人的作品，據說“如果放進《唐文粹》、《文苑英華》之中，中國人看了也不會想到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筆”（內藤湖南著，儲元熹等譯《日本文化史研究》，11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三是日本文學到了平安中期，逐漸擺脫了漢文學的影響，走向獨立和成熟，“可以說和泉式部的和歌同清少納言的隨筆、紫式部的小說是代表這一國文學黃金時代的三大傑作”（坂本太郎著，汪向榮等譯《日本史概說》，14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四是平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