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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傳統能互相適應嗎？”克羅利的書出現在辯論的相對後期，認為這一問題還沒有被解決，因為大量的美國人還需要接受教育才能認識到現代制度實現了自由主義夢想的進步方面。但是這也是要獲取永久政治解決之道的徵兆，這就是到1914年出現的斯克勒稱為公司資本主義的威爾遜版本——接受國家管制但是不接受國家主導的公司資本主義。這也是對巨型公司的普遍適應嗎？畢竟是這些巨型公司生產了停在穀倉後的聯合收割機以及廚房櫃子裡清一色的雪白的麵粉。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克萊頓反托拉斯法》出現的同一年，一個年輕人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回顧了1896年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鬥爭。李普曼寫道，“布賴恩真正防衛的是美國人舊有的簡單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註定要被已經來到這個世界的巨大組織所摧毀的生活方式。他認為他在和富豪統治作鬥爭：但事實是他與之作鬥爭的要遠比此深刻；他在和更大規模的人類生活作鬥爭。”克羅利和李普曼都認為美國人在他們的日常經歷和他們對未來的期望中已經接受了“更大規模的人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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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1）
彼得·特明（PETER TEMIN）
真實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
20世紀30年代席捲世界的大蕭條是史無前例的經濟事件。在此之前沒有哪一次經濟蕭條能有如此規模，持續時間如此之長，在此之後也沒有出現過。它代表了工業經濟罕見的失敗。
美國的經濟活動從1929年中期到1933年初幾個月持續衰退。長達四年的衰退並不是平穩的，但經濟產出的下降卻是空前的並令人困惑。工業產出下降了37％，價格下降了33％，實際GNP下降了30％，而名義GNP則下降了一半以上。失業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並在20世紀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美國的許多經濟資源被閒置了整整10年。只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就業才增加了並足以吸引龐大的勞動力大軍。
這一重大事件要麼是經濟內在重大不穩定的表現，要麼是對經濟的重大沖擊後的反應。傳統的學者傾向於強調前者，而近來的研究則集中於後者。一種較老的觀點將美國的大蕭條視做孤立事件。近些年學者則更多地堅持從國際視角看待大蕭條，他們認為即使不是從國際視野出發，那也需要從大西洋兩岸的背景出發去看待美國的大蕭條。
打亂世界經濟發展的外部衝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廣泛地說，這個外部衝擊是丘吉爾稱之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持續的衝突。這種衝擊既影響了世界經濟，又影響了政策制定的背景。儘管美國作為出類拔萃的工業經濟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崛起，但它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經濟政策決策的理論基礎中。
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變化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諸多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三個影響是：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的變化；農業的擴張和崩潰；大規模進入美國的移民浪潮的結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是主要的資本輸出國。而美國長期作為英國資本的接受國，只是在最近才開始減少其國際債務。然而英國將其海外資產的大部分用於支援戰爭，並將其債務出售給美國，因此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1914年，美國的淨外債至少是35億美元，而三年之後，美國變成了債權國，其淨債權超過了70億美元。雖然這裡面有些重複計算的成分，但顯而易見的是，美國的國際收支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戰後，在經過了五年多的經濟動盪之後，金本位得以重建。雖然和戰前不完全一樣，復興的金本位仍舊將通貨緊縮而不是貨幣貶值作為彌補外匯赤字的措施，而且金本位使得赤字國家承受的通貨緊縮壓力大於外匯盈餘國家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改變了的國際債務格局確實和舊的匯率體系不配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以戰前的匯率來重建金本位意味著將產生不平衡。英國和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發現它們陷入金融危機，並且沒有足夠的政策工具來應對這些危機。
美國農業在戰爭期間非常繁榮，其產品出口到急需食物和衣服的歐洲。其他沒有捲入戰爭衝突的國家也擴大農業生產能力，這進一步增加了世界的農產品供應量。當和平時期來臨，對這些農產品的軍事需求下降，同時歐洲農產品也重新向市場供應。其後果就是農產品價格下跌以及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