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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儲蓄貸款協會的競爭，並且以較低的利率吸引資金重返抵押市場。利率控制的成本被不那麼富裕的儲蓄者承擔了，他們損失了好幾億美元的利息收入。較為富裕的節約者沒有受到利息損失，因為國會規定10萬美元以上的存款可以不受《Q條例》的制約。小額的儲蓄者的選擇進一步受到短期國庫券最小面值增長的制約，國庫券的最小面值從1 000美元上漲到1970年的10 000美元。
1969年、1973年和1979年，通貨膨脹率出乎意料地上漲，這對那些受困於長期固定利率抵押的存貸機構產生了極大破壞，長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貸款到期以後的本金和利息與儲蓄存款賬戶不相符。通貨膨脹率提高，推動了市場利率的上漲，利率上限也提高了好幾次，但是商業銀行間的利率差別降低了。存貸機構能夠以較高利率發行各種各樣的證券，這對於存貸機構而言是一種新的援助。在新英格蘭，國家特許的儲蓄貸款協會自己創造了經商議可轉讓支付命令的活期存款賬戶（NOW賬戶）。這些賬戶支付利息，能夠與那些禁止支付利息的銀行支票賬戶相競爭。儲蓄貸款協會也引入可調整利率的抵押貸款（ARMs），目的是控制由於利率浮動帶來的風險，這些風險曾經給它們帶來極大的痛苦。
20世紀70年代晚期，這些改變使儲蓄貸款協會提高了自身的能力，並在抵押市場獲取了更大的份額。但是，利率的提高降低了利率提高之前的、較低的利率抵押品的價格。財富逐漸從金融機構悄無聲息地轉移到家庭，這損害了金融產業。當美聯儲為治理1979年的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的時候，儲蓄貸款協會被削弱的命運大致就確定了。存貸機構受制於低利率的抵押品，隨著資金成本的猛增，沒有盈利的被保險的存貸機構的比重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81年的85％。在低於市場利率的情況下，儲蓄者將資金轉移到貨幣市場互助基金公司（MMMFs）。這些安全的投資渠道為投資者提供市場利率，並可投資於短期國債、商業票據以及其他流動性資產。用賬面價值衡量，儲蓄貸款協會的淨價值只是略微下降，但是以任一種市場價值計算，儲蓄貸款協會作為一個整體其淨資產價值只有1 000億美元左右，處於破產的邊緣。
對於破產的存貸機構的儲蓄者，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也只能清償其中的一部分。房地產業並不希望存貸機構大規模地倒閉，里根政府也不願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在眾多儲蓄貸款協會積極遊說的影響下，國會盡力對存貸機構注入新的活力，其採取的措施是出臺了1980年《儲蓄機構自由化和貨幣市場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DIDMCA）和1982年的《加恩聖傑曼法》（Garn ）。《儲蓄機構自由化和貨幣市場控制法》分6年逐步消除利率上限控制，對每個儲蓄者提供的存款保險也增加到100 000美元。《加恩聖傑曼法》則批准銀行和存貸機構開辦貨幣市場存款賬戶（MMDAs），與貨幣市場互助基金公司競爭。存貸機構許多傳統的證券組合限制也被取消，並允許其提高消費信貸、商業不動產抵押貸款以及企業貸款。陷入破產境地的存貸機構則有機會透過新的大膽的冒險賭一把，正如批評家所說的那樣“起死回生”。如果冒險獲得成功，存貸機構將盈利；如果它們失敗了，成本會由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承擔。這一計劃隱含著道德風險，為了防止過度冒險，需要進行嚴格的檢查和監管；但是由於管理層也承受著降低其政府作用的壓力，檢查的次數不得不減少。
然而冒險並沒有獲得成功。即使1983年以後經濟恢復了，利率仍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在新的貸款能力和大額經紀儲蓄的推動下，儲蓄貸款協會得到迅速發展：新的儲蓄貸款協會被組建，許多互助基金都被轉換為容易擴張的股票存貸機構。存貸機構在得克薩斯州和西南部等發達地區得以繁榮發展。儘管有些管理者和所有者從事違法活動，但是金融企業的基本問題主要在於高風險的戰略，這種戰略是由監管方面的改變引發的。在代表存貸機構利益的國會的壓力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委員會實行的是寬容性監管政策，容許即將破產的機構繼續營業。
儘管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的擔保抑制了普遍性恐慌，儲蓄貸款協會的糟糕狀況仍然導致1985年國家特許的俄亥俄州和馬里蘭州的存貸機構發生擠兌。1986年，國會知道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沒有償付能力，為避免遭受未來溢價的損失，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