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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帶到礦山或工廠裡做苦工，按照契約先付給招募來的人的父母一點錢，以後再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於是資本家的奴隸。在他們的宿舍周圍，像牢獄一樣砌起高牆，門口經年不斷地有門崗把守著。工人們不能外出，父母寫來的信也要被資本家拆閱。在宿舍裡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張席子的睡處，並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編在一組，輪流睡覺。包來的工人在這種牢獄般的宿舍裡，最多隻能勉強生活5年。根據1919年紡織企業的調查，有70%的女工由於生病而離開了，20%逃跑了。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工人階級同壓迫他們的剝削者間進行的鬥爭愈來愈激烈。1897年，片山潛創立了職工會籌備聯盟，以後組織了五金工人、司機、印刷工人和工會。日本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在片山潛的領導下開始發展。與此同時，日本農民也自發地組織起佃農農會，展開了減低租佃的鬥爭。
日俄戰爭後，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起來。為了扼殺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謂暗殺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大批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並處死了上百人。
在殘酷的鎮壓中，高層權貴們的氣焰更加高漲，更加恣意地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況來說，日本工人階級的勞動時間普遍地長達12至14小時，甚至達到16小時，但工資收入卻極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資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過9角2分；當時每升米的價格卻為5角3分。甚至連極少的工資也不全額髮給工人，工資中的一部分還常被各種罰金吞沒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紡織部門的工資中，罰金就佔去了20%到50%。
農民的痛苦情況比工人還要多些。佔有小片土地的農民不但要負擔佔收入30%以上的重稅，而且還要受資本家“剪刀差”（用高價的工業成品，交換廉價的農產品和原料）的剝削，因而不斷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變為地主的佃戶。至於向地主租賃土地的廣大農民受的剝削更重，境況自然更為艱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農民啃樹皮、吃草根已經不是新聞了，賣兒鬻女的更是到處可見。
因此在一戰進行的期間，日本就爆發了一次規模浩大的“米騷動”。起因就是1919年6月，日本宣佈增加向歐洲和非洲派軍，訊息傳出後，米價就開始飛漲了。5月份的米每升的價格是1角6分，到了6月5日就漲到了3角8分，隨後天天都在漲價，到了6月11日，米價漲到了每升5角5分。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經濟結構，因為日本的經濟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殘餘的結合。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另一面卻因為國內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剝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術的落後等等，使農業無法供給城市工業以充分的糧食和原料。再加上在戰爭期間，大量增加工廠規模，擴充軍隊數量和向歐洲派遣民夫，也造成了國內農村勞動力減少，導致了日本在1919年的糧食產量還戰前還少，而另一方面，城市、軍隊等需要糧食的人口卻大大增加了。
不過，其實認真算起來，日本當時雖然耗糧增加，糧食減產，但也並不缺糧，至少沒缺到這個份兒上。因為他們的花費都是由英法買單了，而他們也利用這筆豐厚的“賣命錢”從中國進口了不少糧食，僅僅是1918年，就從中國進口了730萬噸糧食，1919年上半年又進口了420萬噸。而當年日本的糧食缺口也不過300萬噸不到。
前面說了，日本獲得的戰爭紅利並沒有惠及下層屁民，權貴豪門和資本家地主們一直是靠著饑荒和戰爭來攫取新的利潤。他們大做投機生意，米越不夠，他們也就越囤積居奇。即使有著從中國進口的糧食，他們也同樣宣稱糧食不足，這米價自然也就扶搖直上了。
米價的暴漲，嚴重地威脅城鄉勞動人民的生活。不要說普通的工農，就連監獄的看守和城市裡的警察，也有人控訴物價，特別是米價的高漲，無法生活下去。總之，米價的飛漲使原本就很苦逼的日本下層人民，更加過不下去了。日本廣大人民都大聲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資本家的囤積居奇，迅速輸入外米並降低米價。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護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為第一天職的，是為權貴們服務的，它哪裡會把屁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說什麼國民思想變壞了，必須普及宗教觀念和發揚道德感等等。
事實證明，這種做法讓日本屁民們更加憤慨。這樣，日本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