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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周恩來親自組織了炮打金門的重大軍事行動。用炮火與臺、澎、金、馬保持“聯絡”，維持中國內戰的態勢，利用金門、馬祖這個包袱，拖住美蔣，粉碎美蔣達到“劃峽而治”的計劃。毛澤東在炮打金門的前幾天還接見了香港知名記者曹聚仁，讓他把我們主要是對美不對臺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
雖然海峽兩岸在軍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國大陸並沒有放棄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種種努力。我們透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辦法，繼續開展對臺工作。
與此同時，毛主席和周總理仍然積極尋求與蔣介石集團對話的渠道。主席說，在臺灣的中國人中，愛國的多，賣國的少，要多做他們的工作，積以時日，成效自見。
據楊斯德回憶：“總理經常召集我們討論如何解決臺灣問題，親自給我們講話，作指示。當時的中央對臺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農同志指示我們，把我們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並透過各種渠道散發到臺灣。臺灣方面馬上就有了反映，還作出了回應。”
為了加強向臺灣島內宣傳的力度，中央指示，以福州軍區司令部的名義，建立福建前線電臺，直接向島內廣播我們的對臺方針，讓臺灣民眾瞭解大陸，瞭解我們的對臺政策。
毛主席非常關心對臺工作，他從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如何解決臺灣問題，並始終抓住不放，經常召開會議，研究島內情況，討論對臺形勢，謀劃兩岸關係的發展。１９５９年２月，毛澤東出於對統一祖國的真誠，在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指出，對臺灣“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
周總理則具體實施毛主席的戰略意圖，他對我們說，臺灣問題既是國內問題，又有國際因素，要從中、美、蘇“大三角”的全域性來考慮臺灣問題。他還指示我們要注意“小三角”（即蔣介石、蔣經國、陳誠）的情況，把工作重點放在“小三角”上。
據楊斯德說：“根據總理的指示，我就一直跟蹤研究臺灣國民黨當局上層人物的情況，做臺灣有關人士的工作。”
同時，我們也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配合中央對臺戰略的轉變。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等原國民黨高階將領等。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響，紛紛做臺灣方面的工作。他們透過各種渠道致信臺灣國民黨軍政要員，說明大陸對臺政策，希望透過和平談判，實現祖國統一。這些行動，對臺灣方面也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對臺工作事實上已陷於停頓。但從70年代初開始，毛主席、周總理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中日關係的正常化，為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陪同總理接見特赦戰犯（1）
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基本方針後，如何處理好國民黨戰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最早於１９５６年１月提出了“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毛澤東經過考慮，認為特赦釋放時機尚早，但同意並確定了實行特赦釋放這一大方針。
根據周恩來指示，公安部於１９５６年初就把２００多名被俘的國民黨高階將領集中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管理，開始允許這些戰犯與家屬自由通訊，還可以接待親友來訪。
“當時我是總理辦公室主任，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也參與了改造處理國民黨戰犯的一些具體工作。”童小鵬謙虛地對我說，臉上的笑容很慈祥。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改造工作採取多種辦法。首先組織他們成立學習委員會，學習黨的政策，開展討論，進一步清理思想；同時組織他們到全國各地參觀，看看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還堅持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的方針，安排他們參加一定的勞動。周恩來除了在物質生活上關心他們外，他還在思想改造方面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後委託原國民黨高階將領和愛國民主人士張治中、程潛、邵力子、章士釗、傅作義等人到關押國民黨戰犯的功德林去看望他們，做耐心的說服和開導工作。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黃維起初思想很頑固，不參加思想改造，後來患了心臟病，有關部門想方設法為他治病。黃維很受感動，隨後就消除了牴觸情緒，還積極參加一切改造活動。
經過幾年的學習、勞動和教育，功德林的國民黨高階將領思想已有了很大轉變。鑑於此，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