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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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的歷史，古來依靠的是文獻史料。這些年來，得益於數量龐大的考古發掘，新出土的史料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傳世文獻，結合新舊史料的歷史學研究已經重新改寫了歷史。考古資料的運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復活歷史的根據，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檢之下，使我想到發掘報告書和學術論文的活用。

秦漢時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數百年間億萬人生活過的歷史，所留下的文獻遺物，不過是滄海一粟。我常常感嘆，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燭夜行，視線所及，只能見到燭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數字比喻而言，我們所能知道的古史，不過萬分之零點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霧。以極為有限的史料復活無窮無盡的遠古，需要發散式的推理和點觸式的聯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證和推理小說之間的內在聯絡。歷史學家，宛若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和克里斯蒂筆下的波羅。

我讀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感慨於作者作為史家的博學多識和他高超的表現技巧。我讀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他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寫一個偉大的國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當我讀完日本女作家鹽野七生敘述羅馬帝國千年歷史的十二冊大著《羅馬人的故事》後，我明白秦漢帝國的宏大歷史畫卷，需要連續系列的形式。法布林的《昆蟲記》我是小時候讀過的，重新瀏覽之餘，我記下了一條筆記：“《昆蟲記》以科學報告為材料，以散文形式寫出，兼具科學性和文學性。內容以昆蟲學為基礎，摻入觀察敘述，往事回憶，理論性議論，經歷講述等，可謂是一種自由的文體，值得試一試。”

地理空間是歷史的基本要素，沒有明確的空間關係的歷史，宛若一鍋迷糊的醬湯，不辨東西南北，始終暈頭轉向。地理空間決非文字說得清楚，自從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面世以後，我們對中國曆代的歷史地理，才有了可以索圖查詢的可靠依據。然而，僅僅索圖查詢而不親臨實地，仍然是紙上談兵。山川氣候，道路城邑，民俗風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觸控才能曉得。國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時間中過去了的歷史，往往有空間的遺留。復活歷史的觸點，常常就在你一腳踏上往事舊址的瞬間。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舊地，古往今來的交通，需要藉助於實地考察。

田餘慶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是影響我學術和人生最深的兩位恩師。田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導師，進東大以後，我成了西嶋先生的門下弟子。田先生在精湛考論之餘，極重實地考察，他主持大運河訪古之行，行旅中解決曹丕徵吳之戰中的地理問題。西嶋先生幾乎年年到中國，研究所及，腳步幾乎隨之而至。

日本的中國古代史學界有出行考察的傳統。近年來，同行中出了幾位好走的友人。早稻田大學的工藤元男，他追蹤大禹的傳說，一頭扎進四川西北的高山谷地，不時銷聲匿跡。學習院大學的鶴間和幸是秦始皇的研究者，他東西南北，追隨始皇帝蹤跡，求索在史實和傳說之間。至於愛媛大學的藤田勝久，他尋司馬遷足跡，幾乎走遍了中國大地，獨行之餘，也不時邀我結伴同行，同享行旅的甘苦。

國內同行，艱苦的田野工作，從來是由考古學者擔當，他們不僅行走，幾乎就住在田野上。我在陽陵發掘現場見到王學理先生時，對烈日下宛若鄉野老農的考古學者，油然而生敬意。北師大的王子今先生是考古出身的歷史學者，他主治秦漢交通史，木車牛馬所及，怕已經走得山窮水盡。北大的羅新先生從中文到歷史，他好訪古奇，攜西人驅車西行，尋覓中恍惚與西天西王母失之交臂。更有文化學者餘秋雨先生，嘗試用行走觸控文化的心髓，自稱行者無疆。行筆至此，看到最近的報導，央視的崔永元也帶隊開始萬里長征，追尋紅軍的故跡，要作行走的主持。

代結語：行走在歷史當中（3）

行走是人類的天性，行走是古來的傳統，行走是時代的新風。在古今風流的時尚當中，我再次開始新的旅程。這次新的行旅，不是去海外世界開眼，也不是去繁華都市染風，而是迴歸故國河山，深入荒山野地，去追尋先民故跡，去尋找往事遺留，去尋求夢想，去復活歷史。這次新的行旅，我事前有充分的準備，周詳檢討史料，再三索圖查詢，往事史實爛熟於胸，所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