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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
在此方針下,紅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的基礎上,並以前者為中心任務。據此,紅軍行動和蘇區發展應以山西和綏遠為主要方向。決議還提出了紅一方面軍渡黃河東征的任務。
1936年2月18日,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下達了東征作戰的命令,規定第一步作戰任務為:東渡黃河,佔領呂梁山脈各縣,在東岸造成臨時作戰根據地。紅一方面軍東征部隊是:第1軍團第2師、第4師、第1師,第15軍團第81師、第75師、第78師。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為實現抗日,渡河東征。但是山西閻錫山竟動員其全部武裝力量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於是紅軍在汾河河谷地區擊敗閻錫山所部,佔領同蒲鐵路,準備開向冀察對日直接作戰。2月23日,蔣介石下令調洛陽、徐州、浦口等地重兵約10個師,協助閻錫山堵截紅軍東征抗日,又下令東北軍、西北軍及陝、甘其他國民黨部隊進擾紅軍陝甘革命根據地,企圖重演1933年圍殲積極抗日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故技。在大規模內戰迫在眉睫的形勢下,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儲存力量,以利於迅速進行抗日戰爭,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決定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
在紅一方面軍東征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於3月20~27日在晉西地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討論了戰略方針等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在目前戰爭中,要把革命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絡起來,爭取迅速對日作戰。
當前華北形勢變化急劇,是最大的世界噴火口之一,日、美、英、蘇聯、國民黨、共產黨六個勢力的矛盾集中於華北。華北5省有佔中國1/4的1億人口,它已名存實亡,對全國危險比其他地方更甚。華北是全國對日作戰的首要戰場,爭取對日作戰,政治上是必要的,軍事上是可能的。我們到山西來,因有了清醒的估計,民眾會全力幫助我們,這是證明了的。華北廣大群眾具有極高的革命熱情,與日軍首先在華北作戰,這是為著組織群眾,為著組織友軍,擴大紅軍,爭取迅速對日直接作戰。我們要在山西、河北建立根據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越打,紅軍就越大。要準備在山西、河北、綏遠3省作戰,這是戰役的跳躍,應當估計是必要的。以發展求鞏固。現在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會議經過討論決定“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與紅軍的重要任務”,“以發展求鞏固”為全黨全軍的戰略方針,黨和紅軍當前的方針是經營山西,“在此種方針下,向河北、河南、綏遠三省境內作戰役的跳躍是許可的。”還決定要在“陝甘及華北5省發展游擊戰爭”,以及提高紅軍幹部的政治、軍事水平,加強政治工作等。
晉西會議發展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明確了紅軍對日作戰的戰略方向、戰略方針和戰略任務,它對加速紅軍對日作戰的思想、組織和物質準備,以及爾後實施戰略展開和對日軍的勝利作戰,都具有重要意義。
紅一方面軍的東征,迫使“進剿”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使陝北蘇區得以恢復和發展。在此期間,紅軍擴充新兵約8000人,籌款30餘萬元,並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二、紅一方面軍的西征
11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放棄“反蔣”口號,並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但是,蔣介石卻無視這一倡儀,不顧日寇侵略造成的嚴重民族危機,仍企圖以武力消滅中國工農紅軍,並著手成立晉陝綏寧4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以陳誠任總指揮,調集16個師另3個旅,準備對陝甘蘇區發動新的“進剿”。
中共中央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確定黨在今後的政治任務是:保衛西北,擴大和鞏固西北抗日根據地,擴大紅軍,努力爭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聯合,進而推動全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建立,實現全國性的對日抗戰。
為了實現上述任務,中共中央軍委於5月18日決定:以紅1方面軍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