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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綱問題；
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
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頁。＇
4月8日，周恩來、李克農一行抵膚施（延安）東北之川口。因為風雪交加，電訊中斷，張學良9日才自己駕飛機，帶著王以哲、劉鼎飛到膚施。
當日晚8時，周恩來等人城，與張學良徹夜長談。張學良直率地對周恩來說： “我自歐洲歸國以後，一心擁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國。可是經過幾年的實際觀察和周圍朋友對我的談話勸告，特別是李克農先生和劉鼎先生對時局透徹的分析，我認為我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5頁。＇
此時，張學良對執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完全動搖了。但張學良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張學良說：“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關係也很密切。據我瞭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裡來的。”＇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6頁。＇
周恩來對張提出的不能反蔣表示理解。雙方約定：張學良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內外夾攻，“把蔣介石扭轉過來”。雙方還就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前途，停止內戰，紅軍的戰略方向，聯合蘇聯，紅軍幫助東北軍進行抗日教育等事項進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談。4月10日清晨4時，會談結束。臨別前，張學良贈送《申報》 60週年紀念大地圖一冊給周恩來，說：“共同保衛中國”。這次會談對促使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全面合作關係的確立。
為加強對東北軍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由於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於紅軍對於東北軍的革命的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爭取東北軍走上抗日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因此，我們在東北軍的工作目標，第一，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而是給東北軍以徹底的抗日的綱領，使東北軍在這一綱領的周圍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抗日的武裝力量；第二，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來擁護共產黨的基本政綱，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把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抗日救國的綱領變為他們自己的綱領。”＇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頁。＇ 關鍵是使東北軍脫離“蔣介石的控制與影響，公開起來反對蔣介石喪權辱國的一切無恥行為，拒絕執行蔣介石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命令。”＇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頁。＇ 指示還指出：“凡是東北軍駐紮的地區，爭取東北軍工作，就是那裡的黨的中心的工作。”＇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頁。＇
周恩來和張學良談判以後，中共中央派以葉劍英為首的軍事代表駐西安，幫助東北軍進行抗日教育，舉辦了王曲軍官訓練團。又委派劉鼎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常駐西安，加強與張學良的聯絡。與此同時，西北特支聯合愛國民主人士組織了“西北抗日救國聯合會”，又組織了以張學良為會長的有不少共產黨員參加的“東北抗日救亡總會”，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張學良派人到廣西聯絡李宗仁、白崇禧和山東韓復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劉湘，雲南龍雲，山西閻錫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說明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與楊虎城西北軍的聯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組織和共產黨員（個人）與楊共事。但自“八一宣言”發表後，楊就積極與中共中央聯絡，中共組織也運用各種關係和渠道，加強對楊的爭取工作。楊虎城是陝西蒲城人，出身貧苦農民，早年參加辛亥革命；袁世凱復闢稱帝時，楊參加陝西護國軍，與袁作戰；1922年以後，結識進步人士杜斌承、共產黨人魏野疇等人，受到進步思想的薰陶。他一直走進步道路，不少共產黨員在楊部工作，魏野疇就擔任過楊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陝西省主席時，任命共產黨員南漢袁為省府秘書長。“九·一八”事變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