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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政策。鑑於民族資產階級已有可能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在政治上必須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即讓他們參加人民政權的管理工作，團結他們共同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又對他們的動搖性進行適當的批評或鬥爭。在經濟上，則採取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毛澤東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讚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頁。＇
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雖然是有衝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頁。＇
第三，批判了關門主義錯誤，並告誡全黨不要重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投降主義的錯誤。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毛澤東深刻地分析了黨內關門主義的實質、危害及其根源，強調關門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他指出，“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頁。＇
他提出，中國共產黨不但在現在充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要加強黨的建設，發展黨的組織，培養黨的幹部，克服“左”傾錯誤。
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精闢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抓住了時局發展的關鍵，正確地解決了遵義會議尚來不及解決和還不可能完全解決的黨的策略路線問題，全面地規定了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策略方針。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瓦窯堡會議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在全黨範圍內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二、積極開展各階層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一）繼續組織和領導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
瓦窯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採取下層和上層相結合的方式，進一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廣泛地利用黨辦的半公開、公開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冊子等，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和政策。著重向全國人民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的鞏固蘇維埃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推動國民黨政府走向抗日。
中國共產黨根據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積極領導和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國運動。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負責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領導和組織抗日救亡運動，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華北地區是抗日救國運動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領導和組織群眾開展抵制日貨，反對走私，舉行政治示威遊行、請願、罷課及部分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同時，在全國許多城市組織各界救國團體。在上海組織建立了上海婦女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大中學學生救國會等。在華北組織了華北各界救國會，平津及其他各地學生救國會及民族解放先鋒隊。
中共中央在組織領導抗日救亡運動中，重視了爭取有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在瓦窯堡會議以後，先後給蔡元培、許德珩、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杜斌丞等寫信，表示支援他們的愛國活動，宣傳和解釋黨的政治主張，提出今後工作的希望。毛澤東在寫給許德市等的信中說：“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