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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石原莞爾在《經略滿蒙之我見》中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鐵，河南、山東以南的棉”應該為日本所用，同時還強調，日本不能只滿足於“滿洲國”的“開發”，還必須實行“開發中國本部首先是實現開發華北的方策”。＇角田順：《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原書房，1971年版，第107～109頁。＇
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軍人發動政變，槍殺了首相犬養毅，結束了日本歷史上的政黨內閣，建立了由軍部、政黨、官僚聯合控制政權的“中間內閣”，軍國主義強硬對外路線得到加強。日軍於1933年1月製造山海關事件，進犯熱河，開始侵入關內，兵鋒直逼華北。板垣等還制定計劃，欲收買華北的反蔣派軍政要員，力圖以此排擠蔣介石在華北的勢力，然後建立由日方操縱的華北傀儡政權，名稱為“華北聯治政府”。據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的調查記載，到1933年5月，板垣為執行此計劃已耗資300萬元，這項費用均從日本陸軍省機密費中開支。＇〔日〕《現代史資料》7，美鈴書房，1985年版，第567—568頁。＇
5月6日，參謀部向日本駐北平、天津等特務機關下達了《華北方面緊急處理方案》，提出在華北的方針是“依靠關東軍之武力繼續實行強壓，以此為基調實施相對應的對華北的方策，使現華北軍政官憲真正屈服或導致其瓦解，並迫使滿華國境附近的中國軍隊撤退，確保該方面的安定”。還規定其要領在於：“於華北、華中、華南各方面，分別進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日〕《現代史資料》7，美鈴書房。1985年版，第511—515頁。＇ 考慮到對東北的佔領尚未鞏固，東北的抗日武裝力量尚有“22萬之眾”，＇〔日〕《大本營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74年版，第335頁。＇ 日軍需要以較大兵力進行“討伐肅正”。
另外，日本正在建立和鞏固偽滿洲國傀儡政權，而用於熱河等地的日軍在作戰中消耗較大，急需休整補充。所以，儘管制訂了上述初步的方針和要領，也未能進行更大規模的作戰行動。
二、日本分離華北政策的形成和實施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對華北進一步實施大規模擴張。這種擴張是以武力威脅為後盾，從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多方面展開的，這是日本推行其分離華北政策的基本特徵。
（一）各種侵略華北方案的出籠
1933年7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向內閣提出《對華政策大綱》，該大綱提出對華北問題的兩點：
“（一）雖然我們暫時容忍華北政權保持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們應當壓迫它去實現塘沽協定的意義。排除對日貨的抵制與抗日運動，保持並延伸這一形勢的發展。
（二）我們必須使華北政權壓制國民黨在華北的抗日活動，並使國民黨逐漸減少力量，最後迫使其解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戰犯審訊記錄（IMTFE）檔案三147頁C。＇
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軍方面提出《海軍對華時局處理方針》，將中國分作華北、華中、華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對策，其中作為一個獨立問題明確使用了“對華北方策”的說法。所訂出的三條方策，其基本精神是要使華北地區“透過履行停戰協定，根絕抗日排貨及其他反日運動，消除黨部勢力等，使華北的空氣轉向親日”，並“逐漸在實際上獨立於中央政權的政令之外，恢復同日滿兩國的依存關係”。＇〔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9頁。＇
日本陸軍也於10月2日提出《帝國國策》，其中要求在華北設立“緩衝地帶”，“培養適應於分離傾向的親日分子並促使其組織化”。＇〔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12頁。＇
同月25日，經五相會議討論確定了《對華方策》（絕密），認為在塘沽協定之後，日本應該努力促使和助成“華北地區形勢好轉”，應該經常以“嚴肅態度認真對待”，使“放棄反日政策，根絕排日運動”。＇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島研究會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頁。＇
11月30日，日本陸軍省在對內閣制定的《帝國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後修正案中，主張“支援中國大陸上之分治運動，驅逐國民政府勢力於華北之外。”＇張篷舟：《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頁。＇
這樣，日本政府和軍部經過反覆協商和討論，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