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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外匯的獲得，不僅增加了對急需軍用物資的購買力，而且直接充實了法市的外匯保證，使統一的市制得到鞏固，有利於調整戰時經濟。多筆鐵路貸款合同的簽訂，加速了對國防具有重大意義的鐵路建設。一批軍火與國防工業裝置的進口，使軍隊裝備有了一定的改善。這些，在客觀上增強了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國民黨政府多方爭取外援的努力，雖然增加了對急需軍用物資的購買力，暫時鞏固了法幣的地位，有利於抗戰。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維護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為出發點的。英美等國向國民黨政府提供的種種財政經濟“援助”，是以強化其在華特殊利益，爭奪有利投資場所和傾銷商品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國方面付出重大代價為前提。隨著國民黨政府與英美等國經濟聯絡的加強，中國的財政金融進一步受到外國的控制，經濟主權和利益進一步受到損害，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國民黨政府尋求外援加強了英美帝國主義的經濟滲透，使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更為加深。
（三）改善中蘇關係
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對蘇聯遠東地區也構成威脅。鑑於中蘇在這方面的共同利害關係，1932年2月26日，中國出席日內瓦裁軍會議的代表顏惠慶，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遞交信函，建議討論中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顏惠慶與李維諾夫在日內瓦交換中蘇復交照會，宣佈中蘇復交。
1934年3月，蔣介石派參謀本部次長楊傑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蘇，這是兩國軍界在復交後的首次接觸。同月，顏惠慶在莫斯科向蘇方表示，倘若發生日蘇戰爭，中國將支援蘇聯。1934年9月，蘇聯決定加入國聯，中國給予熱烈歡迎。
1934年10月中旬，蔣介石派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訪蘇，秘密探討建立中蘇對日同盟的可能性。臨行前，孔祥熙告訴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蔣介石請蔣教授協助”增進中蘇關係。＇《蔣廷黻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9年版，第153頁。＇
1934年10月16日，蔣廷黻同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雅科夫舉行會晤，就中蘇關係問題交換了意見。蔣向蘇聯保證，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站在日本方面來反對蘇聯，在一定條件下還將和蘇聯一起反對進犯之敵，並希望以培養相互瞭解和信任的方式，達成某種攻守同盟的默契，兩國透過非官方性質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對方的態度，明確了合作的前提，並決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談方式謀求一致，實現合作。
1935年2月，國民黨政府決定派長期逗留在國內的顏惠慶回任駐蘇大使，並派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任駐蘇大使館武官，以增進友誼。2月19日，又批准藝術大師梅蘭芳接受蘇文化協會邀請，赴蘇演出。3月23日，蘇聯和日本、偽滿簽訂中東鐵路買賣協定。
這是蘇聯政府無視中國主權的行為，國民黨政府理應向蘇進行嚴正交涉，但為保持中蘇問的關係，並沒有作出強烈反對的表示。
蘇聯在推進中蘇合作方面也起著關鍵的作用。由於國際法西斯勢力的迅猛膨脹，希特勒德國和日本的密切勾結形成了東西方的戰爭策源地，直接威脅蘇聯的安全，蘇聯在改善中蘇關係方面亦持積極態度。
1935年5月，隨著所謂“滿蒙邊界糾紛”的加劇，蔣介石指示顏惠慶向蘇表示，一旦日蘇戰爭爆發，蘇聯將可以得到中國軍隊的支援。蘇對此極為重視，對中蘇關係置於新基礎上感到高興，並指示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尋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蔣介石合作。5月9日，鮑格莫洛夫提出加強中蘇事務性聯絡的建議，繼而又要求舉行兩國的商約談判，並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1935年10月18日，廣田三原則剛剛傳到中國。19日，蔣介石就與鮑格莫洛夫進行秘密會談。蔣介石提出，由於中蘇兩國受到來自同一方面的威脅，他是贊成改善中蘇關係的，儘管他本人不反對簽定貿易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但它只是形式上的，關鍵在於中蘇能否簽訂一個確實保障兩國及遠東和平的協定，它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為了打消蘇聯政府的疑慮，詳細說明蔣介石的意圖，孔祥熙又會晤鮑格莫洛夫，說明日本人慾在華北製造一個與蔣對立的傀儡政權，故可排除蔣日合作的可能；日蘇戰爭即將發生，中蘇軍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進而直接了當地對蘇大使稱：中國政府在迫不得已進行武裝抗日的時候，在海上獲取任何軍需物資都很困難，是否可以經由新疆從蘇聯獲得軍需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