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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起事成功後的組閣名單。
“二·二六”事件發生後，皇道派頭目真崎甚三郎提出，應按兵變軍官的《奮起宣言書》和《希望事項》穩定局勢。接著，他又與海軍的皇道派加藤寬治一起拜會伏見宮，要求建立“皇族內閣”，並建議“釋出昭書，赦免事件參與者”。＇〔日〕禰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112頁。＇
隨後，陸軍軍事參議官聚集在宮中，在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縱下，拉著川島陸相，寫出承認兵變內容的《陸軍大臣告示》，並通知給軍官們，承認他們佔領的區域是他們守備的地區，答應他們的要求，準備建立法西斯軍事獨裁。
26日9時，川島陸相進皇宮向天皇宣讀了兵變軍官的宣言書，天皇裕仁說：不管他們以什麼為藉口，我不高興，他們給民族帶來了恥辱，我求你儘快鎮壓他們。
27日，參謀副總長杉山元接受天皇鎮壓叛軍的主張，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軍隊相互殘殺，所以對事件採取拖延的態度。他首先發布戒嚴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將為戒嚴部隊司令官，並由第1師第1團的小藤上校負責東京市內的警衛，進而將叛亂部隊置於第1團指揮之下，這說明陸軍已承認叛軍為戒嚴部隊。
2月27日，在中國廈門的日本領事館發表宣告說：叛亂的目的是為了將當時的內閣更換成軍部內閣，日軍青年軍官的意思是席捲全中國和準備立即對蘇作戰，以便使日本成為亞洲唯一的強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頁。＇
與此同時，裕仁天皇的侍從武官長本莊繁，也極力袒護叛軍，他說：“其精神純系出於憂慮君國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則憤憤地說：“對殺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殘暴軍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難以饒恕的，因為這等於譴責朕。”並表示：“朕要親自率領近衛師平定叛亂。”＇〔日〕禰律正志：《無皇裕仁和他的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頁。＇
日本海軍對“二·二六”事件從一開始就持否定態度。因為遭受襲擊的齋藤、岡田、鈴木等高階官員是海軍出身，海軍方面擔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權最終會導致陸軍獨裁。所以，海軍從橫須賀調聯合艦隊開進東京灣，讓陸戰隊登陸擔任海軍省等處的警備。
2月28日下午，陸軍參謀副總長杉山，從甲府和千葉縣佐倉以及仙台、高崎調來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隊及部分航空部隊，以便從數量上壓倒叛軍。次日14時，全部叛軍投降。
皇道派發動大規模軍事政變，為統制派整肅軍隊提供了藉口，他們認為叛變部隊的行動，破壞了天皇制軍隊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著天皇制秩序的崩潰。而且叛亂的下級軍官無視軍方首腦竟擅自進行“革新運動”，嚴重損害了軍部的威信，使人民譴責的鋒芒轉向軍部本身，不利於軍部政治地盤的擴大，必須嚴厲地鎮壓皇道派，確立統制派即軍部中央的領導權，才能以此為交換條件，加強軍部對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後，進行了嚴厲的肅軍活動，以處罰叛軍。1936年3月4日，天皇釋出緊急敕令特別成立了東京陸軍軍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決對叛軍的全部首領19名均判處死刑，其餘70名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實行了包括對有責任者的處分在內的兩次調動；8月，又實行了包括3000餘人的大規模的走期人事調動。透過3次的人事調動，撤免了大批軍官，基本完成了肅軍工作。從此陸軍中的皇道派被徹底清洗，統制派的統治權終於穩固地確立。
“二·二六”武裝政變，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變。以新陸相寺內壽一上將為核心的軍部統制派充分利用這次事件，在對內嚴厲肅軍，徹底清除皇道派勢力的同時，對外展開強大政治攻勢，以對付叛軍的威脅為藉口，全面控制政局，並將皇道派提出的要求為我所用。2月26日，軍部立即宣佈在第1師管區（東京市、千葉、埼玉、神奈川、山梨等縣）內實行戰時警備。2月27日，又對東京市區釋出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次戒嚴令，而在叛亂結束後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會結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嚴令下的臨時議會，制定了危險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從這一年起，“五一”節被禁止，陸軍工廠中的工會也被取締。法西斯軍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機關之上，掌握著獨裁的絕對權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軍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