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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特別優待工農學校的學員，每月均按八路軍連級幹部的標準，發給3元津貼，其它衣食住方面的必需品也全部按國際友人待遇。當時，陝甘寧邊區把各機構分為三類，第一類全部經費由政府供給；第二類由政府供給一半，另一半由機關自己生產解決；第二類由政府供給1/3，其餘由自己生產解決。
日本工農學校和醫院、保育院一樣，都屬於第一類。由於邊區政府的照顧，工農學校的生活遠比一般黨政軍機構為好。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們在日常學習之餘，還積極參加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整風運動以及民主建政運動。在陝付寧邊區大生產的濃烈氣氛中，工農學校的學員主動提出，不要過分沉溺於中國方面的優厚待遇，自己也要從事生產。中國方面同意在不妨礙學習的條件下，可以搞點生產。於是，工農學校的學員們也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之中。在當地農民指導下，學員們開荒地5公頃，收穫土豆約5噸，大豆、玉米約9石。此外，還發揮個人專長，會木工的修理窯洞，會打鐵的製造工具，會做點心的製做糖果和點心，沒有技術專長的學員則學紡織、糊火柴盒等。有的學員還被選為勞動英雄，有的學員還應部隊、機關的邀請，前去幫助技術性勞動。
在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整風運動的影響下，日本工農學校也以自己的方法進行思想教育，學員們主動談自己的出身經歷，以及被俘後的思想變化等。
結果不僅使大家從中受到深刻教育，而且還使一些日軍派來工農學校的特務深受影響，主動講出了自己的特務身份，重新回到勞動人民的立場，有的還參加了反戰同盟。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舉行邊區最高立法機構參議會議員選舉。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則，日本工農學校也推舉候選人參加競選，目的在於從中學習中國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經驗。在選舉中，工農學校的學員森健被推舉為候選人。他所在的選區有日本工農學校、八路軍敵工幹部學校、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如同其它學校一樣，工農學校的選民們在候選人的帶領下，高舉著上寫競選人政策主張的旗幟和標語牌，在自己組成的樂隊助威下，高喊口號參加了選舉大會。森健在趙安博副校長翻譯下發表了競選講演，要求打倒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介紹了日本人反戰工作的情況，最後，籲請全體選民“為了建設未來的民主的新日本，請你們給我們學習機會，學習邊區立法機關的民主政治！”梅田照文（原名香川孝志）作為推選人發言指出：如果邊區參議院選出站在反戰立場的日本人議員，這一訊息必將震動日本軍隊內計程車兵。他們的講演博得全場選民經久不息的掌聲。結果，魯迅藝術學院的周揚當選，森健得票列第二位。其後，根據“三三制”精神、森健也取得了參議會議員的席位。＇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內日本兵》，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頁。＇
由於各地日軍俘虜的增加，這些俘虜又不能全部送到延安工農學校進行系統的學習，因此，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先後在一些敵後根據地建立工農學校的分校。1943年7月，八路軍第120師設立了日本工農學校晉西北分校；1944年10月，八路軍山東軍區設立了日本工農學校山東分校，以後又創辦了魯中、魯南、渤海分校；1944年，華中新四軍也設立了日本工農學校華中分校。
從工農學校畢業的學員們，除少數人留校任教外，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前線，推動和發展了各地的反戰運動。
1945年8月30日，開辦四年多，培養教育了幾百名日軍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結束了它的使命。當天，在延安王家坪禮堂為工農學校學員舉行送別大會。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和許多黨政軍幹部以及國際友人都出席了大會。葉劍英代表中共和八路軍及中國人民，對在反戰事業中犧牲的日本友人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一個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國團結起來，創造出一個和平民主的亞洲。他在致詞中還說：“我們過去把諸君作為友人來歡迎，今天又把你們作為好朋友來歡送。將來我們也仍然是好朋友。”送別會上，岡野進校長代表日本學員講了話。
1945年9月中旬，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200多名日本學員和教員離開延安，踏上了回國的路程。行前日本工農學校、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日本共產主義同盟聯名給毛澤東、朱德發了致敬電：“由於你們的援助，我們今天走向光輝的前程，抱著新的希望，返回祖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將進入嶄新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