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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血的代價。
經過根據地軍民的感化、教育，被俘的日軍官兵及其他日本人迅速轉變立場，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之中。他們創辦了《曉》、《戰友》、《時事新聞》、《覺醒新聞》、《前進月刊》、《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紹國內國際形勢，宣傳八路軍的對敵政策等等。僅1943年一年，日本人反戰團體在華北就印刷了83萬張反戰傳單，在華中印刷了20萬張。除此之外，日本反戰人員還利用排演文藝節目，舉辦座談會，會見中外記者，製做“慰問袋”等多種形式，聲討日軍燒殺搶掠的暴行，訴說戰爭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譴責日軍軍官對士兵的壓迫，勸告日軍士兵棄暗投明。他們還幫助抗日部隊培訓日語骨幹，開展戰場喊話，教育日本俘虜。在反戰宣傳和戰鬥中，這些日本反戰組織成員不畏艱險，英勇頑強，不少人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反戰同盟”冀中支部長田中實在戰鬥中被俘，面對嚴刑拷打，始終不屈，直到英勇就義，忠誠地實踐了反戰同盟的誓言。僅據1944年4月的統計，“反戰同盟”13個支部中就有30餘人為反戰事業而犧牲。
由於各項瓦解敵軍工作的開展和反戰運動的深入，侵華日軍中的反戰、厭戰情緒與日俱增，逃跑、自殺、投誠、避戰的事例屢見不鮮。據晉察冀地區統計，1943年在戰場上投誠的日軍佔日俘總數的43％，相當於1940年的7倍。
隨著抗日戰爭接近勝利，敵後戰場的日本人反戰運動的工作重心也開始由支援中國人民抗戰，轉向注重日本人民的解放事業。
1944年1月15日，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在延安召開執委會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形勢發展，為促進日本法西斯軍部的倒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日本，提議將“反戰同盟”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1944年4月9日，改組後的“解放聯盟”正式成立。隨後，各根據地的“反戰同盟”支部亦相繼改為“解放聯盟”的各地支部，繼續與中國人民一道致力於推翻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到1945年7月，敵後抗日根據地日本人解放聯盟，共有華北、華中兩個地方協議會，晉冀魯豫、山東等3個地區協議會和18個支部，擁有盟員1000多人。1945年8月30日，“解放聯盟”延安本部、日本工農學校及“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延安本部舉行回國工作出發紀念大會，號召在華日本反戰成員返回日本，為建立民主的新日本奮鬥到底。隨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日本反戰組織成員陸續回國，結束了他們在中國的反法西斯戰鬥歷程。
三、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聯合創辦的一所具有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辦學的宗旨是堅持理論聯絡實際的原則，貫徹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精神，透過生活物質上的優待和政治思想上的教育，轉變學員立場，改變學員世界觀，為日本人反戰運動及日本革命事業培養幹部。
學校的學員大部分來自於戰場上被俘的日軍下級官兵，也有少數自動投誠的日本士兵。他們絕大部分都出身於被壓迫、受剝削的日本工農群眾。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與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坂參三）等協商之後，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籌辦日本工農學校。晉察冀、晉西北、晉冀魯豫等地的八路軍先後將一批經過教育，轉變了立場的日本反戰人員送往延安入校學習。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正式開學。朱德、傅鍾、馮文彬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參加了開學典禮。朱德在典禮上作了講話。
學校的校長由日共領導人岡野進擔任，副校長是八路軍總政治部的趙安博。
1943年4月以後，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長。學校開設的課程有：社會發展史、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中國問題、日本問題、聯共（布）黨史、時事問題、中國語言等。這些課程分別由岡野進和精通日語的趙安博、王學文、李初梨、何思敬等任教。以後，一些留校的學員也擔任了講師。在教學中，學校非常注意聯絡日本國內的和戰爭中的事實，啟發學員的階級覺悟，使他們明確認識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性質和對中國及日本人民的危害。在此基礎上進行革命的理論教育，使學員加深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理解，成為自覺的反法西斯戰士。
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總部對日本工農學校的工作非常重視，在生活、學習、文化娛樂等各方面都儘量予以照顧。學校成立時，正值敵後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各個抗日根據地都面臨著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