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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鐵路，將帝俄時代從中國掠奪的殖民權益，全部轉讓於日本，變相承認“滿洲國”，兩國關係有所緩和。但是，1936年日德簽定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後，兩國關係轉趨惡化，在1938年7月的“張鼓峰事件”與1939年6月的“諾門坎事件”等大規模武裝衝突中，日軍遭到嚴重損失，只是因為已經陷於對華戰爭僵局，無力在北方投入更多兵力，所以最終被迫退讓。以駐蘇大使東鄉茂德為首還主張調整日蘇兩國關係，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一主張在內閣逐漸佔據上風，內閣開始制定同蘇聯的“中立條約案”。
德國在歐洲的飛速擴張，也影響著德蘇關係。蘇聯雖同德國訂立有《互不侵犯條約》，但仍擔心德軍的進攻，始終以歐洲為首要的戰略方向。在這樣的形勢下，蘇聯也需要緩和對日關係。避免在遭德軍進攻時，東西兩面吃緊。
1940年7月，東鄉大使正式向蘇聯提出《中立條約案》，雙方的談判因為北庫頁島權益等問題互不讓步，難於進展。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簽字之後，日本外務省於10月3日製定《調整日蘇邦交綱要草案》，設想作出一定讓步改進日蘇關係，如承認外蒙、新疆和中亞的波斯等地為蘇聯勢力範圍等。企圖以蘇德條約及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為基礎，進一步擴大發展為日、德、意、蘇四國同盟。德國方面也參加斡旋日蘇關係並對蘇談判四國盟約的問題，11月，德國外長裡賓特洛甫同蘇聯外交委員莫洛托夫進行了會談。蘇聯對於改善發展同德、日的關係也感興趣，但要價甚高，要求獲得在芬蘭及巴爾千方面更多的權益，這與德國的企圖相牴觸，談判失敗。日本方面決心再作努力，1941年1月，外相松岡出訪德、意、蘇三國，同蘇聯再度談判而制定《同德、意、蘇交涉案綱要》。目標是，使蘇聯“同日德意所實行的打倒英國政策協調，同時期望調整日蘇邦交。”＇〔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2）朝雲新聞社，1968年版，第235頁。＇
為達到這一目的，日本準備讓步的條件是，蘇聯於5年間供應250萬噸石油，日本另外設計的世界格局是四大勢力圈，由日本控制的大東亞圈，德國的歐洲圈（含非洲），美國的美洲圈，另由蘇聯控制中國的外蒙古、新疆以及伊朗、印度等形成蘇聯圈。日本希望蘇聯能按這個“四圈構想”一道瓜分世界。3月，松岡帶著上述構想登程，同蘇方進行會談。4月13日，雙方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基本內容是：
“第一條，締約雙方保證維持他們之間和平和友好關係，並相互尊重締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條，如果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一國或幾國的戰爭物件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將保持中立。”
雙方還同時宣告：“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地宣告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國際條約集》（1934～1940），世界知識出版社，第303～304頁。＇
《日蘇中立條約》的簽定，使蘇聯對鞏固其東部的安全、避免兩線作戰有一定的意義，也使日本的侵華作戰和南進作戰免除了北部之憂。《日蘇中立條約》互相保證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使中華民族的權益又一次遭受踐踏。
日蘇中立在日本軍政當局內部曾受到質疑，樞密院顧問宮在審查該條約時發問：“按照日、德、意同盟條約，德蘇發生軍事行動時，日本必須支援德國。而按照這個（日蘇中立）條約，日本在德蘇交戰時則應保持中立，這裡沒有矛盾嗎，”松岡外相回答道：“在法理上是發生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應由日德進行協議，但日本將以自主的立場作出決定。”＇〔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文史》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662頁。＇
二、日本侵入法屬印度支那北部
日本在緩和對蘇關係的同時，邁出了實際的南進步伐。1940年德軍橫掃北歐、西歐，極大刺激了日本的擴張胃口，“不要誤了公共汽車”成了朝野上下的一句口號。7月3日，大本營陸軍部提出《伴隨世界形勢發展的時局處理綱要》，23日至25日，近衛內閣討論了該《綱要》，27日由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透過，以“儘快促進迅速解決中國事變，同時抓住良機解決南方問題”為宗旨，規定要領第一條：“處理中國事變須集中政戰兩略綜合力量，尤須採取一切手段杜絕第三國的援蔣行為等，俾使重慶政權迅速屈服。”還具體規定：“對法屬印度支那（含廣州灣），期待徹底切斷援蔣行為，迅速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