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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起，日偽開始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在此期間，日軍進行了秋冬季“肅正”作戰（稱為“治強戰”）。該作戰是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作戰與春夏季進行的“掃蕩”相比，規模小一些，每次持續時間也短一些。
1942年，日軍對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了1000人以上的“掃蕩”77次，（比1941年多8次），其中萬人至5萬人的大“掃蕩”達15次（1941年萬人以上的“掃蕩”9次），比1941年更為頻繁。
三、華北敵後軍民反“蠶食”鬥爭
1941年以來，由於日偽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肅正建設三年長期計劃”，敵後抗日根據地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退縮局面。到日偽推行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之前，1941年10月底，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面積已比一年前縮小了約1/6。＇《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頁。＇
到1942年4月底，冀中抗日根據地基本區的面積和人口均減少了約2/3（“五一”大“掃蕩”後則大部變為敵佔區，一部變為游擊區）。
冀南抗日根據地僅剩下棗（強）南、武（城）北、威縣以南之香城固附近及館陶周圍這三小塊地區。山東抗日根據地小清河以南、膠濟線以北、壽光以西、鄒平以東地區變成敵佔區或游擊區。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由300萬人口減少到70～100萬人口，雁北地區基本變為敵佔區；地處忻縣、嵐縣、離石、汾陽間的第8軍分割槽僅剩17個行政村；第3軍分割槽的忻（縣）靜（樂）公路以南、汾河兩岸地區的大部分村莊被敵佔領。
抗日根據地退縮的原因，一是由於日軍不斷進行大規模的“掃蕩”與“清剿”，二是由於日軍“蠶食”，“掃蕩”與“蠶食”是配合進行的。日軍“蠶食”政策的本質，就是改變速戰速勝的政策為逐漸的侵佔、逐漸的擴大其佔領區，縮小抗日根據地，以達到其所謂“確實掌握佔領區”與實施殖民地化的目的。“蠶食”政策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它遠在日軍提出“治安肅正”的方針，向華北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的時候就開始萌芽了，而其徹底的實施，則在1940年末，特別是1941年3月開始其所謂“治安強化運動”之後。因此，這是“治安肅正”方針的繼續，是“治安強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針對日軍在冀南實行“蠶食”政策，中共中央曾於1941年6月9日指示第129師並八路軍總部，“擊破這種政策的中心環節，在於有正確的政策，主要應從政治上著手，而不能只是軍事進攻，或以軍事進攻為主”，“處處為民眾著想……對於民眾中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不僅不應尖銳反對（這不是右傾退縮），反而應該因勢利導成為帶有計劃性的應付敵人的辦法，甚至成為策略”，“在這些地區內，應多采用兩面派政策”。＇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頁。＇
但是，由於對敵實行“蠶食”政策的危害性認識不夠，採取的措施不力，某些地區的工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為了討論對策，1941年11月1日～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召開擴大會議，彭德懷作了《敵寇治安強化運動下的陰謀與我們的基本任務》的報告，詳細分析了敵“治安強化運動”的政治、軍事陰謀和前兩期的實行情況，提出了堅持敵後抗戰總方針下的三個基本中心工作。這就是開展偽軍、偽組織工作，開展敵佔區、接敵區的群眾工作，開展根據地工作。其基本精神為兩點：“一個是確定我們根據地的遊擊性比前加強，但不是流動性，要求武裝鬥爭與人民進一步的緊密結合。另一個是將開展敵佔區與接敵區工作和開展偽軍、偽組織工作提到適當的重要地位。”＇《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頁。＇
為打破退縮和被封鎖的局面，八路軍在軍事指導上提出“敵進我進”口號，注意向敵後之敵後發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開會議，根據1941年夏組織“武裝宣傳隊”等經驗，正式決定建立“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深入敵佔區展開工作，並對其任務、組織、活動方式等作了規定。其任務，除一般宣傳、調查工作外，兼負鋤好、發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打擊敵“配給制度”、破壞敵偽統治秩序之責。組織上，每支武工隊以50人為原則。隊員必須是政治可靠，身體強健的，真能負起光榮的宣傳員、組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