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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天安排一個主要節目，分為文字宣傳日、口頭宣傳日、歌詠宣傳日、美術宣傳日、戲劇宣傳日、電影宣傳日、遊行宣傳日等。第一天文字宣傳和開幕大會，適逢臺兒莊大捷訊息傳來，當晚舉行了10萬人的火炬遊行。幾十個演劇隊和幾百個口頭宣傳隊深入大街小巷、工廠碼頭、郊區農村進行抗日宣傳，整個武漢三鎮沸騰起來了。
在“七·七”抗戰一週年之際，周恩來參與領導第三廳開展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除組織宣傳隊、歌詠隊、演劇隊、放映隊、化裝表演車和舉行畫展以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外，還組織慰勞團到各戰區慰勞將士，並舉行“七·七”獻金運動，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團、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全體成員組成“中共獻金團”，帶頭參加獻金。短短5天內參加獻金者達50萬人以上，獻金總額超過100萬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頁。＇
第三廳成立後，還建立了10個抗敵演劇隊和4個抗敵宣傳隊等，並把由滬輾轉來漢的孩子劇團接受為第三廳直屬劇團。經過集訓，演劇隊、宣傳隊分赴各戰區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孩子劇團則留後方活動。
武漢失守後，隨著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逐步由比較積極抗戰轉為比較消極抗戰。1938年底，第三廳本部由武漢輾轉到達重慶。國民政府為籍制第三廳，藉口戰時緊縮，大量壓縮編制，裁減人員和經費，把原來3個處9個科壓縮成4個科，將處一級裁撤。在困難的環境下，郭沫若帶領大家開展不懈的鬥爭，編印出版了《抗戰小叢書》、《抗戰二年》、《抗戰三年》、（《抗戰一年》在武漢編印）、《抗戰文藝》、《抗戰壁報》、《敵情研究》、《中國報導》、《日寇暴行實錄》等大量宣傳書刊，還編印了其他宣傳品。＇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廳，文工會及其創作活動》，見《抗戰時期西南的文化事業》，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頁。＇
1940年11月，第三廳被改組為文化工作委員會，成了一個研究機構。
為利用合法身份團結進步文化人士，開展抗日民主運動，郭沫若受命擔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莊為副主任委員。文工會聘請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遠、張志讓、鄧初民、杜國庠、王崑崙、翦伯贊、侯外廬、鄭伯奇、田漢、洪深、馬宗融、盧於道、胡風、黎東方、姚逢子、呂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為專任委員和兼任委員。文工會初建階段，經常舉辦各種講演會和座談會，工作開展得相當熱烈。此外，在重慶還組織編寫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文藝作品、文章詩歌等，其中不乏傳世之作。如郭沫若的歷史劇《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鑑今，古為今用，獲得了極大成功。
（二）群眾性抗戰文化團體的建立與文化藝術的發展
在籌組第三廳的同時，為了把雲集武漢的眾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團結起來，積極推動文化界抗戰團體的組建。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佈成立。大會推舉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馮玉祥。田漢等45人為文協理事，周恩來和蔡元培、宋慶齡、于右任、宋美齡、孫科、柳亞子、陳立夫、陳誠、何香凝等被選為名譽理事。“文協”不設主席，老舍為總務主任，擔負領導工作。“文協”成立，這是全國文藝界乃至文化界廣泛的統一戰線建成的重要標誌。在此前後，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歌詠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等全國性抗戰文化團體於武漢紛紛成立。它們對團結文化界同仁、宣傳群眾、支援抗戰起到重要的組織作用。
全國抗戰初期，各種抗日救亡和進步的報刊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創辦出版。如上海《救亡日報》、《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廣州《抗戰戲劇》、《文藝陣地》，長沙《抗戰日報》，武漢《新華日報》、《群眾》、《抗到底》、《彈花》、《救中國》、《戰地》、《抗戰電影》、《抗戰文藝》、《戲劇新聞》、《五月》、《全民抗戰》等等。武漢失守後，國統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慶、桂林等地又有一些報刊陸續創辦。但前後有不少刊物未能辦到底，即被迫停刊。共產黨人在國統區創辦的《新華日報》被稱為國統區抗戰文化的嘹亮號角，連同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救亡日報》，“文協”會報《抗戰文藝》等，在抗戰文化導向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隨著抗戰文化運動的興起，一大批優秀的文化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