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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僉主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至不得已時，可設法使反日運動表面冷靜，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團體名義，憚無所藉口，請即秉此旨妥密進行為要。”＇中央檔案館等：《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一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30～531頁。＇
上海市政府秉承國民黨政府的旨意，執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處處遷就日本的無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毆”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侷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1月27日，上海市長吳鐵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但村井倉松堅持非下令將凡是有抗日字樣的各種團體一律解散不可。
上海市政府經電呈國民黨中央當局請示後，於1月28日13時45分，在《為日僧被毆事件復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函》中，全盤接受了日本的四項無理要求，甚至還不惜誣衊上海抗日救國會：“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為，業經令行政主管局將該會取消，以維法紀。關於此類之越軌違法行為，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消。”＇中央檔案館等：《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一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34頁。＇
然而，蓄意在上海製造事端的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以中國方面全部接受其無理要求為滿足，28日20時30分，日本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又發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內外人心動搖，形勢不穩，時刻惡化，工部局已經宣佈戒嚴，而各國軍隊亦已嚴密戒備。帝國海軍鑑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敷〔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閘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中央檔案館等：《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一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38頁。＇
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國方面答覆前，日本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就於1月28日23時30分，按預定作戰計劃，向閘北中國駐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日本帝國主義蓄意製造的“一·二八”事變，在日軍不宣而戰的情況下爆發了。
二、中國第19路軍奮起抗擊
“一·二八”事變爆發時，駐守在淞滬地區的中國軍隊，是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統率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這是國民黨軍隊中較有愛國思想的一支部隊，它的前身是北伐戰爭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1925年，師長陳銘樞）、國民革命軍第11軍（1926年，軍長陳銘樞），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戰功。以後這支軍隊被蔣介石利用，參加內戰。1930年成立第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師長蔡廷鍇、戴戟，但實際上仍受陳銘樞節制。
1930年12月，蔣介石發動“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共內戰，第19路軍亦調至江西“剿共”前線。“九·一八”事變後，在全國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影響和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提出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的正義號召的推動下，第19路軍全體官兵3萬餘人，曾在江西贛州“剿共”前線集體宣誓反對內戰，團結抗日。1931年10月，由於陳銘樞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寧粵妥協＇指蔣介石派與兩廣派的妥協。＇，被任命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第19路軍亦由江西贛州“剿共”前線調戍京滬地區，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戴戟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該軍序列如下：
第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軍長：蔡廷鍇
第60師：師長沈光漢
第119旅：旅長劉佔雄
第120旅：旅長鄧志才
第61師：師長毛維壽
第121旅：旅長張勵
第122旅：旅長張炎
第78師：師長區壽年
第155旅：旅長黃固
第156旅：旅長翁照垣
每旅轄3個團，全軍共3。3萬餘人。
調防京滬以後，第19路軍深受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全軍上下更堅定了“為中華民族圖生存，為中國軍人爭人格”之決心，隨時準備抗擊日本侵略軍的進攻。
第19路軍廣大官兵雖具有堅定的抗日決心，但在組織上和物質上的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