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空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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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包”，即對有事來見者索取賄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個。此風晚清尤甚，慶親王奕劻多年秉政，權傾朝野，本事有點，但貪心更大，因此他家門子門包收的最多，也最橫。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見慶王爺，都得留下買路錢，否則概不通稟。奕劻家門包的名聲大，大到連西太后老佛爺都知道。知道歸知道，老佛爺也管不了，對前來打小報告的人，顧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員獲派江西提學使（這是新政之後的官），按規矩得拜訪各個軍機大臣之後才能赴任，奕劻為首席軍機，不能不拜，可巧這位官員是個窮京官，掏不出據說達72兩之巨的慶王府門包，因此被擋駕。最後官員急了，指著門房牆壁上貼的奕劻嚴禁收受門包的手諭說，王爺說了嚴禁，你們怎麼還收？門子道：王爺那個話不能不這麼說，我們也不能不這麼做，總而言之，大人您的銀子不能省。

清朝的門子是一絕。說起來，這屬於有技術含量的職業。有師承的想從事這個職業，得交學費學拜師傅學，類似幕僚，即我們一般所說的師爺。凡是做門子的，官場上的事兒都門兒清。所以，《紅樓夢》裡賈雨村官場初入，居然得聽門子的，了斷葫蘆案（不聽估計不行）。門子的那番教誨——對案情之瞭然，對官場之諳熟，對世態（當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結舌。無怪乎毛澤東要把載有門子教誨的這一回（第四回）視為《紅樓夢》的綱。這一次，奕劻的門子又說到點上了。

說的不能不這麼說，也必須這麼說，作為禁令，必須說得字正腔圓，義正辭嚴。上級號召什麼，老百姓反對什麼，都要收到禁令裡去，推陳出新。這不僅是官樣文章，而且是官場公務。說，代表著一種態度，一種表態。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時候，往往是官場某種陋行惹出麻煩，已達上聽而且引起關注了。下禁令，白紙黑字，說明本級領導對這個問題已經重視了，表了態，要禁止或者遏制這種行為。做到這一步，至少上頭再來查的時候咱有話可說。所以，說，說了，不白說。至於下了禁令有沒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總之要考慮壓力，計算成本，沒有人會幹虧本的買賣。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辭比較多，可以講困難，談國情，論條件，實在推不了，也無非技術問題，能力問題，只要態度正確，政治正確，一切OK。

這種現象，我們可以說是潛規則吃掉了明規則，隱性制度吞噬了顯性制度，但是細究起來好像又不全是那麼回事。一來，禁令所禁止的也不盡為潛規則，往往只是潛規則實行過程中的一些後果。禁止這些後果，自然要中止潛規則，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現狀的，卻並不是這些所謂的潛規則，而只是一些歷史悠久而且適應一切事務的官場積習。這種積習，不僅對禁令產生作用，對別的官場行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幹不好，壞事有時也幹不太壞；二來，禁令也說不上是明規則，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它幾乎沒有制度的意義，禁令貼出來，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這樣的新聞照片，已經非常多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僅僅是一種表態，一種對上不對下的表態，只有上面下來檢查的時候，它才有臨時的制度價值，上面的人一走，價值也就跟著走了，時間效應非常短。

說了不白說，做的必須做（2）

從根本上講，禁令不是法制社會的產物，不過是人治社會的一種治理方式。即使對那些認真對待禁令的官員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設政的隨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難免的下場。而且對於這些人來說，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規定的東西變成了政策性的禁令，這樣做固然有強調的意思，但也有化法為政的嫌疑，一旦政隨人亡，法也等於亡了。更何況，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隨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無論治理者個人有無良好的道德願望，個人品質如何，最後都會走向禁令歸禁令，做事歸做事的老路上去，禁令變成了例行公事，變成了沒完沒了的表態。

誰的紅色？何來經典？（1）

八個“樣板戲”和文革中誕生的一些文藝作品，被稱為“紅色經典”，（圖34）已經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陣某些“紅色經典”被網上“惡搞”，還引起了不小的風波，有勞有關單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國人記性太差，還是這個時代變化太快，在20年前，這些作品還幾如過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沒有人敢公開拿出招搖。記得那時候許多老幹部和老資格的文藝工作者，一提到樣板戲就頭痛，偶爾哪個電臺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樣板戲的唱段，馬上就會招來一陣討伐，有的老人回憶說，文革時他們受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