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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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的種子（4）

作為監管者的張維功，對於國內保險業在21世紀的整個動向洞若觀火。

在整個中國國內，保險作為一個產業在計劃經濟時期被取消。改陽光基業。

革開放後，因為市場經濟的內生要求，政府於1996年發放了5張保險企業牌照，此後陸續允許生命人壽等4家公司籌建，之後便再無一家保險公司得到審批。

其中主要原因在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經濟過熱，也衝暈了保險公司的頭腦。由於監管落後，無人管教、無法可循的保險公司，盲目投資房地產、有價證券、信託，甚至委託貸款。當年海南房地產的泡沫中，亦有保險資金的部分“功勞”。宏觀調控急剎車之後，最終導致較大數量的不良資產。慘痛的教訓，讓管理者變得異常謹慎。

而另外一個版本的說法則是，之所以遲遲沒有發放牌照，是為了讓1996年前後成立的幾家公司迅速長大，增強它們的競爭力。

加入世貿組織談判，是開放推動了改革。國外保險業龐大的現狀和它們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使得監管層對加強國內保險業發展有了更高的認識。因此加入世貿組織後，進一步的開放加速了國內自身的改革。張維功認為中資保險公司的機會來了，當然，他本人以更為有效率的方式服務社會的機會也來了。

對市場更進一步深入的認識，來自於作為監管者的張維功與業內的廣泛交流。幾年來，在與國內外業界人士接觸時，張維功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跨國保險巨頭都普遍看好中國的保險市場，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很有發展潛力的市場。然而，國內許多業界人士則大都感覺到：“業務太不好做了。”

中國保險市場的保費平均一年的增長率高達30％左右，不但保險密度大大低於發達的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還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因此“業務不好做”的結論是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得出的。

因此，這種結論的背後也許是因為國內公司制定的“計劃目標太高”

從而導致“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結果；也許是屬於“圍城現象”——“老外”只看到了“增長率”，於是就“武斷”地推測出中國市場的“蛋糕無比大”的結論，而裡面的人只看到了“市場的殘酷競爭”，於是就達成了“蛋糕不夠分”的共識。

事實上，決定保險業的發展有很多變數。如果把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水平、文化習俗等定義為影響其發展的內生變數，那麼在一個時期內，內生變數是大體恆定的，而制度、政策等則為外生變數。在內生變數基本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外生變數對產業的發展就顯得格外重要。1958年，因為政治原因，中國停辦了保險業，導致商業保險中斷達20年之久，這段歷史就可以折射出制度、政策等外生變數對產業發展影響的重要性。

從制度、政策等這些外生變數的角度來看，張維功認為中國的保險業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帶來了四次比較大的發展機遇。

第一次發展機遇發生在1979年，當時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中國農業銀行等部門聯合下發了《關於恢復辦理企業財產保險的聯合通知》，這一通知可以看做是保險業的“解禁令”，從此中國保險業掙脫了體制的束縛，開始了第一個春天。

1992年，*南方講話後，東方風來滿眼春。中國保險業也迎來了第二次發展的機遇，開始了對外開放，並且被放在了整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的地位，由此保險業充分利用“開放倒逼改革”所帶來的機遇，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陽光的種子（5）

第三次機遇是1998年，此前保險監管部門屬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這一年，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雖然此時的保監會還屬於副部級單位，但是這一監管制度和政策的改變體現了國務院對保險業的高度重視，由此進一步明確了保險業作為三大金融機構之一的獨立地位。

第四次機遇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中國政府加入世貿組織後十多天裡，保監會就立即批准了諸多外資保險企業入華。監管部門透過競爭主體的增加和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的引入，使得參與“遊戲”的各個主體都必須按照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來行事，由此為建立一個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種壟斷、保護、不公平因素，增強企業的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為提高市場效率提供了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