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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有必要提醒人們，不應將波蘭人民共和國的開始歸因於純粹的政治遊戲。像這兩位共產黨員，一方面顯然希望透過報刊、出版社來控制社會思想，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國家作為藝術贊助者的角色感到驕傲。花政府的錢，下大力編輯出版的世界文學經典的長長的書單，足以駁斥那種一概而論地說波蘭作家“叛國”的責難。他們畢竟還翻譯、編輯了數不清的西方當代作家的作品。其結果是莫斯科人和列寧格勒人紛紛學習波蘭語以閱讀那些在俄國被禁的作品。索非婭丹比尼斯卡為後來的出版運動做了重要的準備。
第22節。
DISGUST（厭惡）。是約瑟夫恰普斯基給我講的這個俄國革命時期的故事。在火車站的自助餐廳裡，一個人在吃晚餐。其服飾、舉止使他區別於周圍的環境，他顯然屬於戰前的俄國知識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廳裡的幾個流氓的注意。他們走到他的桌子邊，開始嘲笑他，最後還向他的湯裡吐痰。這個人根本沒有反抗，也沒想把那幾個鬧事者趕走。場面持續了很長時間。突然，他從兜裡掏出一把左輪手槍，把槍管插進嘴裡，開槍打死了自己。很明顯，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盞已盛滿厭惡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後一滴，那些醜惡行徑在他心裡引起的厭惡已達到極限。不用說，他細膩敏感，在一個溫文爾雅的環境中長大，受到較好的保護，遠離社會底層習以為常的殘酷的現實。那種殘酷和庸俗隨著革命翻騰到了生活的表層，變成了蘇維埃的生活品質。
到1939年，維爾諾和利沃夫的人們忽然發現了這種生活的灰暗和醜惡。關於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齊維特凱維奇的自殺，我的觀點也許聳人聽聞：他自殺的原因中有恐懼的成分，但更多是出於他對他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厭惡。這一點他寫進了小說《告別秋天》的最後幾章。喬治奧威爾不曾讀過維特凱維奇的小說，卻在《一九八四》中用同樣的筆調描述了新秩序統治之下的日常生活：灰暗，四處塵垢，了無生趣，還有從廉價自助餐廳飄出的氣味。將這種感受劃入美學範疇並不會使事情好轉。我們最好想一想，在人類的生存中有什麼是無法忍受的，而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無法忍受的因素全彙集到一起。這樣一想我們便會得出結論：有必要保護人類，需要的話，甚至應該用幻想的蠶繭將人類裹在其中。
第23節。
DOSTOEVSKY；Fyodor（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教過一門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課。人們多次問我為什麼不寫一本關於他的書。我總是回答，關於他，人們用各種語言已經寫出了整整一座圖書館，而我不是一個文學研究者，我至多是一個研究者的遠房親戚。不過，說實話，我不寫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假如要寫，這將會是一本基於懷疑的書，而沒有信任就寫不成。在對歐美思想的影響方面，除了尼采，其同輩中無人能與這位偉大的作家比肩。無論是巴爾扎克，狄更斯，福樓拜，還是司湯達，現如今的聲名都趕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盡人皆知。他所使用的小說形式，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後），沒有人成功地使用過，只有喬治桑曾經嘗試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這種形式呈現了他對一種廣闊現象的診斷，即宗教信仰的侵蝕。他從內心深處體驗到這一點，並對它有一種徹底的理解。後來證明，他的診斷是正確的。他預見到俄國知識階層的頭腦中這種侵蝕的後果。正如盧那察爾斯基公開承認的那樣，《群魔》和《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預言了俄國革命。σ米σ花σ書σ庫σ ；http：//www。7mihua。com
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先知。但他也是一位危險的導師。巴赫金（Bakhtin）在其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著作中提出一個假說，認為復調小說是俄國作家的發明。復調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如此現代的作家：他聽到了說話的聲音，許多人說話的聲音，在空氣中，相互爭吵，表達著相反的意見—在文明的當下階段，我們難道不是被這種混亂的吵鬧聲所包圍嗎？
不過，他的復調有其侷限性，在那背後隱藏著狂熱的信徒、俄國千禧年主義者和彌賽亞主義者。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個描寫波蘭人的場面，其愚魯的諷刺不適合這部作品的嚴肅性，人們很難想出比這更不具復調性的場面。對伊凡卡拉馬佐夫這個人物的處理所產生的強烈的情感效果，也已超出復調性所能允許的範圍。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些失言之處，這損害了他的偉大。為了維護他的偉大，有人將作為理論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作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區分開來。巴赫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