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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足有二十公斤重，如果砸到我身上，勢必筋斷骨折。我立刻又縮了回來，眼睜睜地看著音響在空中做自由落體。因為後面還連著電線，它一邊墜落，還一邊由中提琴聲部奏出一個“la”音。隨即電線被扯掉，中提琴聲戛然而止，轉眼之間，整個兒音響摔到地上，成為一堆破銅爛鐵。憑我的聽音能力判斷出，落地的那一聲也是“la”音。
在音響之後飛出窗外的那樣東西，我就更不敢接了。張徹情急之下，索性從樓上蹦了下來。奇怪的是他一點也沒有摔傷，落地之後立刻對我喊道：“快撤快撤！”我一言不發，抓起惟一的戰利品就跑。
半個月之後的另一個夜晚，拉赫瑪尼諾夫就在我的鋼琴邊出現了。因此偷音響那天的情形，可被視為一個啟示。
3鏟仇（1）
那天晚上有驚無險，卻也白忙活了。單個的音箱根本賣不出去，使用“博士”音響的人很少，大多是有錢的發燒友，他們只買配成套的。我和張徹把音箱裝在一個“日曆”牌電視箱子裡，鬼鬼祟祟地在師範大學附近的舊貨市場裡溜了半天，也沒找到買主。一個小販看出我們飢腸轆轆，便提出用兩盒盒飯交換，我們想起昨夜兩條倉皇走狗的冒險，憤憤地拒絕了他。那小販也許是為我們的氣節感動，也許是買多了盒飯無法處理，便將盒飯送給了我們。
我們登時氣焰全消，卑躬屈膝地接過飯來，放在電視箱子上蹲著大嚼。對於餓壞了的人來說，一頓飯固然能帶來無與倫比的享受，但更會加劇對餓著肚子的將來的恐懼。吃完由西葫蘆、土豆絲、焦溜丸子組成的盒飯之後，我們更加迫切地意識到錢的可貴。
“錢難掙，屎難吃。”我感嘆道。
“我們還有勤勞的雙手。”張徹絕望地打著飽嗝說。
“中國遍地都是勤勞的雙手，勤勞的雙手過剩了，只能留給自己解決性慾問題。”
“重操舊業，重操舊業。”
回到筒子樓，我上樓去彈琴，張徹耷拉著眉毛把音箱放進地下室：“只能留作紀念了，證明昨天不是屎殼郎碰上拉稀的——白跑一趟。”
我憤懣地在琴鍵上揮舞手指，彈奏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東歐作曲家中惟一開朗樂觀的人，長相酷似新疆財主“巴依老爺”。我衣帶漸寬，彈起這位胖子的作品未免力不從心，不一會兒便放慢了節奏，陷入呆滯之中。
張徹噔噔噔地跑上樓，對我重複了一遍：“重操舊業，重操舊業。”
對於鏟仇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也提不起興趣。倒不是受到“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傳統思想的影響，而是感到照著人家天靈蓋猛敲一下就逃跑這種行為過於荒誕。其實細想起來，那樣敲天靈蓋倒也擁有某種藝術的美感，就像柴可夫斯基所言，不合諧音也是值得歌頌的。但是我本身已經是一個不合諧音，再去製造新的不合諧音，未免失去了“不合諧音”應有的價值。
當然，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大三和絃、小三和絃，全然沒有減七和絃的存在，也情理不容。
張徹倒是對敲天靈蓋這一行為情有獨鍾，說起來好像在夏威夷海灘上打西瓜一樣。他威逼利誘，再三宣揚良心無用論。我表示這不是良心的事兒。他說那不更簡單了，說幹就幹。
畢竟不能就這樣彈著琴餓死，只能說幹就幹。張徹的行動計劃是：主動出門拉生意。所謂拉生意，就是我先頭戴連褲襪，手持一塊磚頭，躲在暗處，看到哪位仁兄落單，便突然殺出，飛起一磚，將其拍倒就跑；被拍那位正在堵鼻血的空兒，張徹就過去問人家需不需要鏟仇。對方想必會心存疑慮，表示不知道是誰拍的磚，他便可以拿起磚頭給人家看，磚頭上早已寫好了字：此路是我開，此磚是我拍，你要不服氣，請找某某來。某某可以是張三，也可以是李四，總之隨便寫一個我不喜歡的人就可以。接到定金之後，張徹再拿出看家本領，飛車擊之即可。此舉還有反間計的效果，能夠造成互不相識的兩個傢伙結仇，他們都捱過打，一旦見面必然還要拼命，無論誰贏誰輸，我們都還有一次生意可做。
但還是人算不如天算，此計不可謂不巧妙，不可謂不周密，實際執行起來卻遠不是那麼回事。那天下午，我躲在理科實驗室外的拐角處，頭上戴著一隻撿來的“浪沙”牌絲襪，矇住臉部，等待過往行人。這條路甚是僻靜，除了成天泡實驗室的傢伙買飯之外很少有人走。我等了將近一個小時，才聽見拐角外有腳步聲。我也不及多想，一個箭步衝將出去，也沒看清對方，掄起磚頭就扔。誰想到磚頭飛出去，砰的一聲，對方卻沒倒，再定睛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