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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覺地撓著褲襠，好像蔭部瘙癢患者。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客人，方予之陪客聊天，方騷像被福爾馬林泡過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看著電扇流口水。他的樣子實在讓客人很不痛快，只能別過頭去不看他。但枯坐了一下午之後，方騷忽然叫了起來：“我有一個發現。”
方予之說：“什麼發現？”
方騷指著電扇說：“你看電扇，本來是三個葉子，轉起來之後就變成一個大葉子了。”
整整一個下午就發現了這個。客人無言以對，方予之則驚呼道：“我兒子還是哲學家。”
沒過幾年，惟一欣賞方騷的人死於非命。方予之先生跳樓身亡，原因是所有研究國外音樂的作曲家都被批判，就連俄羅斯學派也不能倖免。方予之先生被叫去交待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作風問題，他還以為指的是與梅克夫人的關係，但領導深沉地說：
“不，柴可夫斯基是個雞姦犯。”
很自然，方予之先生也被作為隱藏在我黨內部的雞姦犯揪了出來。儘管生有三子，但這不妨礙雞姦這一業餘愛好。從柴可夫斯基引申到方予之，這也是一次時空穿行。劇院裡貼滿了黃｜色大字報，諸如“柴可夫斯基偶發龍陽興”、“論方予之的反動肛門”之類。在此情況下，方予之選擇了自殺。在自殺的方式中，他選擇了跳樓。任何想自殺的人都不會在選擇自殺方式上卡殼，只有黑哥是個例外。
11八十年代的鐘（3）
方予之死於1972年十月的一個涼爽的夜晚，時年五十二歲。當時正是夜裡十點，劇團大院基本空無一人，夜空中還殘留著夏末的氣息，蝙蝠飛來飛去，為填飽肚子做著最後一搏。方予之先生獨自一人來到劇團琴房，爬上頂層。琴房是五十年代建造的蘇式建築，一共只有四層，第四層上有一個格外大的鋼琴室，並開有陽臺。方予之摸黑走了進去，月光之下，屋裡影影綽綽。他彈奏了一段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之後，開啟陽臺門，從欄杆上翻了下去。
現在想想，從四層樓上跳下去摔死確實是強人所難。但沒辦法，那時候想找一座高一點的樓實在不容易。條件有限啊。美國1929年也有很多破產的資本家跳樓，但是人家跳的都是摩天大樓，保證能把人摔成一攤鼻涕，毫無生還的希望。可見資本主義還是有一些優越性的。
方予之當時就很倒黴，他在空中滑行片刻，飛越了鋼琴房、絃樂房、管樂房和傳達室，像一記有氣無力的定音鼓一樣摔倒了地上。著地幾秒鐘之後，他發現自己還有意識，心想：“壞了，力道不夠。”
此時的方予之斷了五根肋骨、一條腿骨、一條臂骨，此外還有兩處內臟出血和多處軟組織挫傷，中度腦震盪自然也不可避免，不過還不影響他思考。血從他的面板表面以及腹腔內部滾滾而出。
方予之渾身劇痛，頭昏腦漲，四肢無力，叫喊不出。他心想：不行，自殺還未遂，這種下場最慘了，搞得生不如死那是一定的。於是他發揮了有條件要自殺，沒有條件也要自殺的精神，奮力又向臺階爬去。
一條土狗路過，響亮地叫了起來。這讓方予之更加心急如焚：快快快，再不抓緊，一會兒來人了可就全泡湯了。想到全身癱瘓、失尿失禁地接受批判的可能性，他渾身又有了力量。
方予之的身體就像飽蘸墨水的巨型毛筆一樣劃過地面，劃上樓梯，一筆寫下了生命之歌。費了三個小時的勁，中途昏過去兩回，他才重新到達四層陽臺。這一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再摔不死，他可爬不上來啦。於是奮力翻過欄杆的一瞬間，他還用那條好腿蹬了一下，同時收腹低頭，儘量做出扎猛子的體態。一定要保證腦袋先著地，剛才怎麼就沒想到呢？幸虧這次有經驗了。
定音鼓的聲音再次響徹樓道，方予之如願以償地用腦袋著了地。第二天，人們發現了一具沒有脖子的屍體，第三天，大字報的內容換成了：“反動肛門自絕於人民。”
時光荏苒，方予之死去之後，十多年過去了，方騷也即拉赫馬尼諾夫轉世長成了一個新時代青年。長大以後的方騷在外表上絲毫沒有變聰明的跡象，他的眼睛依然像死魚，面部肌肉僵硬，嘴角經常掛著一絲半縷神不知鬼不覺的口水。但方予之判斷無誤，他以讓人難以置信的音樂才能考進了音樂學院，同時學習作曲和指揮。
方予之先生死前，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誡方騷說：“以後就是學音樂，也不能搞交響樂。這不是寫交響樂的年代。”
但方騷卻不聽他父親的勸告，他是真誠地愛音樂。沒辦法，拉赫瑪尼諾夫投胎麼。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