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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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的資源和動力。考慮到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並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要保持目前這種大規模的新藥品研發，就必須有廣闊的贏利前景。只有市場才能提供足夠的激勵。

然而，我們難道就只能聽天由命了嗎？如果沒有什麼機制可以替代市場的話，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把藥品送給那些急需它們的人了嗎？

我們說製藥公司會對市場的規則做出反應，但還不是事情的全部。這些企業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市場規則，而是試圖主動地去塑造它，它們要確保自己在市場設計方面有發言權。製藥公司的代表會出現在世界各個國家的首都，他們對美國政府發起強有力的政治遊說，反駁人們對他們價格欺詐的指控。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製藥行業在政治遊說上花費了1。67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其他任何行業。

製藥公司花在政治遊說上的大量資金表明，政府和市場是糾纏不清的。製藥市場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如果沒有國家，智慧財產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要界定和執行僅僅存在於觀念上的知識產品，需要一個複雜的國家組織。要維持現有的醫藥市場，政府是一個必要的因素，同時，要想改善現有的醫藥市場，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因此，我們說製藥產業的創新需要市場激勵，並不等於該市場就放任自流。市場是任何解決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僅僅是一部分而已。政府將以兩種方式參與進來：提供資金和設計規則。

第三章　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5）

經濟學家們把公共衛生——預防傳染病的擴散，防止環境災害，提倡健康行為，應對突發災難——稱為所謂的“公共產品”。像後文即將闡述的其他公共產品一樣，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場來提供。傳染性疾病的控制所產生的收益將被全社會分享，例如，那些接種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人們不僅自己能夠受益，而且也能使周圍的其他人受益。如果只計算個人的成本和收益，那麼考慮接種疫苗的人就會太少。因此，在所有發達國家，公共衛生都被認為是政府理應考慮的議題。這一邏輯不但適用於單個國家的政府，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合理的。像埃博拉出血熱、霍亂、黃熱病和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等疾病常常會形成跨國傳播。有了現代的航空運輸手段之後，它們的傳播更快了。世界衛生組織說：“如今，一個國家發生了傳染病，在第二天就可以傳到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純粹從自身利益出發，發達國家也會同意對國際上的疾病控制事業進行投資。d米d花d書d庫d&nbsp；http：//www。7mihua。com

基礎科學知識也是一項公共產品，能夠從中獲得收益的人並不侷限於發現者本人，所以市場所推動的基礎科學研究並不多。這就是任何國家的政府都要資助科學研究的原因。2000年，透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其他聯邦機構，美國政府在與健康有關的研究方面總共投資了180億美元。大學、基金會和慈善組織還花費了100億美元左右。這些投入加起來甚至超過了美國全部製藥公司投入到研發新藥的費用的總和（225億美元）。大多數由製藥公司掌握的新藥專利都得益於政府資助的研究專案。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項研究，在生物醫學專利所引用的主要發現中，只有17％來自制藥行業。例如，證明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具有治療艾滋病療效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其他公共實驗室裡完成的。製藥公司的研發能力非常依賴國家的資助。

通常說來，把純科學的思想推向實際應用往往需要市場激勵，私營部門在把科學研究的突破轉化為有用的新藥時一般更有效率。但是也有例外，由公共基金資助的研究有時能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取得成功。一個突出的例子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時許多高產作物品種的開發就是由一個國際研究中心網路完成的，包括位於墨西哥的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以及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這項研究是由一個政府、國際組織和基金會的聯盟所資助的。新的水稻和小麥品種引發了綠色革命，使產量幾乎翻番。穀物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主食，就它們對貧困人口的影響而言，高產農作物品種堪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這一令人振奮的先例之後，由政府、國際組織和基金會資助的國際艾滋病疫苗行動組織（IAVI）正在積極尋找對抗艾滋病、瘧疾和肺結核的疫苗。

提供這些國際公共產品需要大量的資金。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的負責人彼得·帕沃特博士指出，非洲每年需要30億美元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