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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理解路遙的苦衷呢？
如果，路遙把該辦的、不該辦的事情都辦了，路遙還是路遙麼？
路遙在免職、失戀的痛苦中與您相識，路遙又在疾病的痛苦中與您告別。回顧這四十年的交往，您如何看待您與路遙的友誼？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世界上有許多東西非常珍貴，比方金子，比方寶石。我的父輩不曾見過，我自己也從未擁有，但生活依然。倘若，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朋友，沒有友誼，他恐怕就難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來，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不是金子，不是寶石，是朋友和友誼。
這是我對朋友和友誼的理解。
有一回，我到醫院看路遙。他問我：谷溪，你說“組織”是個什麼東西？我難以回答。他說，組織是“五分鐘”。我說，你瞎說甚哩？
路遙解釋說：我得了“乙肝”，這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疾病。省委副書記白益民來醫院看過，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王巨才來醫院看過。於是，比他們小的文化官員或者地方黨政領導也就禮節性地到醫院來看我。他們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邊接觸，連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過五分鐘，撂一句話給我：路遙，有什麼事，你叫小張來找我！
曹谷溪：關於路遙的談話（5）
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現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飯，上一回衛生間，都得讓別人幫忙。幫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這是路遙對朋友對友誼的見解。
路遙病逝之後，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對我說：要是不轉院到西安，也許不會這麼快就走人。
我說，為什麼？
她說：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記得有一天上午，路遙就吃過六種飯。曹改萍送的是蓮子湯，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餷餷，還有誰送的是“抿夾”，但是路遙嘗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飯怎麼行呢？我老伴又給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紅棗，他吃了六顆。多吃一口飯，就增加一點兒營養，也就增強一點兒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遙的朋友多，這種飯吃不對，再做另一種，變著花樣讓他多吃一點飯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與人的關係也不像老家裡這樣。我覺得我老伴說得不無道理。
哎呀，我說得是不是脫題了？
（沒有脫題。您正在生動、真切地向我們講述您和路遙的友誼）
是的，朋友和友誼是一種只有開頭、永遠不會有結尾的主題。
1969年認識路遙，我們之間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特別是延川時代，路遙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路遙忌諱與生人一起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他和我合住一孔窯洞。有一年春節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達騎一輛腳踏車到郭家溝，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餃子就和林達騎一輛腳踏車從郭家溝來到劉家溝我的家。按陝北風俗，大年初一是不走親戚的。可是，路遙不管這些，而且，一來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節收假，我們相跟著到縣城上班。
路遙病逝之後，我們之間的友誼並沒有因此而中斷。為了讓路遙歸故里，原省政法委書記、路遙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說這個事。他說，路遙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這個事兒咱不管誰管？銅川市政協主席張史傑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我正在西安，為了路遙的事，他打電話讓我到“芷園”見他。我說，霍世仁也對我講過類似你的想法，他說，把霍世仁接過來一起談。那次是省政協開會，延安市政協主席馮文德，榆林市政協主席趙興國，也都是路遙的生前好友。於是，我們五個人在芷園的客房裡，召開了一個民間小會。議定：我們這個組織叫“路遙紀念館籌委會”，我們五個人都是成員，推舉延大黨委書記、校長申沛昌為籌委會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報霍世仁、張史傑、馮文德、趙興國和我在芷園開會的情況後，申沛昌說了兩句話：辦路遙的事兒，我熱心；與這幾個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傳部長王巨才透過文藝處的王蘭英同志為我帶來口信：要我們就重新安葬路遙之事，打個報告，宣傳部解決一點兒經費。
不管什麼事情，都是“說來容易，做時難”。重新安葬路遙這件事情，儘管一路“綠燈”，其實，做起事也非常麻煩。徵求路遙親屬的意見，墓地的選擇，設計和施工都非常具體。當時，我還在《延安文學》總編的崗位上。本來就是“超負荷”運轉，而這些社會工作，又不能不做。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