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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是一個把自己獻給文學事業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義者，是一個具有詩性情調和英雄氣質的現實主義者，是一個充滿責任意識的“為人生”的人道主義者。如果說，《幻滅》作為書名，像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所說的那樣，是“富於巴爾扎克特徵的。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以說是巴爾扎克所有作品的書名”，那麼，《人生》作為書名，則是富於路遙特徵的，它完全可以說是路遙所有作品的書名。當然，如果再加上“困難”、“平凡”，那就更能概括路遙文學創作的精神特徵。“人生”、“困難”、“平凡”，路遙書名裡的這些關鍵詞，彰明較著地顯示著路遙是什麼樣的作家，顯示著他的文學立場和創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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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軍：真正的文學與優秀的作家（3）
對於文學，路遙有著明確的目標感和良好的道路感。他相信文學是有用的，是改善人類生活的偉大手段，真正的文學都致力於向上提高人類的生活。他知道文學的發展不是“弒父”的結果，而是一種你中有我、血脈相連的代際傳承，所以，他對悠久的文學傳統和現實主義大師充滿敬意。他懂得憐憫、同情和愛的情感對於文學的意義，所以，雖然他有過少年時代被寄養的傷害記憶，體驗過貧窮的屈辱和飢餓的折磨，經歷過嚴峻的人生考驗和嚴重的精神危機，但是，他沒有被不幸和苦難摧毀，沒有變成自哀自戀、怨天尤人的“恨世者”，沒有把文學降低為羞辱別人和發洩不滿的工具，沒有把寫作異化為徹底意義上的“消極寫作”，而是努力克服冷漠、仇恨和敵意對自己的影響，對一切生命都心懷善念，把愛變成了一種穩定的世界觀，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讚美和熱情的態度——他讚美大地，讚美天空，讚美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熱愛生命，熱愛人們，尤其熱愛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受苦人”。他知道文學的生命和價值源於精神世界，而不是來自“肉體”，所以，在他身上，沒有風流名士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放縱和高自標樹的傲慢，而在他的作品裡，也看不到某些作家對“性景戀”的近乎瘋狂的渲染，對女性的近乎野蠻的羞辱和傷害——路遙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對人物的內心世界的表現上，充滿對愛情、友情、親情等美好的人類情感的詩意描寫，雖然從藝術上看，他的描寫有時尚顯稚拙，甚至存在嚴重的問題，但卻是那麼真摯，那麼樸實，那麼感人。
是的，正是在“先鋒文學”的狂風橫掃一切的時候，我們看見了路遙；正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席捲而來的時候，我們看見了路遙。他堅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形單影隻，靜靜地看著那些“弄潮兒”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他鎮定而自信。他知道自己需要面對什麼樣的困難和考驗。他經受住了考驗，用他的話說，就是沒有被來勢洶湧的浪潮“裹挾而去”。他獲得了成功，得到了讚許和獎賞，但也經常被人誤解甚至被嘲笑。他被許多人當做一個文學觀念滯後、創作方法陳舊的“落伍”作家。那些被“新觀念”武裝起來的批評家，懷疑他作品的文學價值；那些受新潮批評家影響的編輯，拒絕出版他的作品。勃蘭兌斯說，巴爾扎克活著的時候，並沒有被他同時代的人所理解，就連聖伯甫那樣傑出的人，也不能理解他的偉大，但巴爾扎克依然“過著孤獨的生活”，“他違反巴黎習俗，不採取任何步驟使他的作品獲得讚揚”（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第2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11月版）。路遙也是這樣。雖然不被理解甚至被誤解，但是他拒絕妥協。我聽一個與路遙過從甚密的朋友說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在一個研討會上，一位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當著路遙的面說：“你的作品語言不好，就沒有人家某某某的語言優美。人家那語言，才是文學語言。可是，在你的小說中，找不到一句人家某某某那樣的語言。”路遙在最後的發言中回應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我只想用自己的語言寫作，所以，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現一行某某某那樣的文字，我都要堅決地把它劃掉。”這位朋友說，路遙當時很激動，說道“劃掉”的時候，右手做了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動作。路遙的坦率、清醒和執著，令人悄焉動容，肅然起敬。
我經常聽到一些“純文學”批評家貶低路遙的作品，說路遙缺乏“才華”，說他的作品“文學價值”不高，不是“真正的文學”。在我看來，這種簡單而誣妄的評價，是對路遙最大的無知，是對路遙作品不公的誤解。固然，英年早逝的路遙，還不是大師，他的作品也沒有達到經典的高度——他的作品，最好的是《人生》、《在困難的日子裡》和《早晨從中午開始》，至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