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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中國人民解放軍強行命令兩派無條件地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時，王衛國擔任本派的談判代表，兩家自稱“造反”的和對立面“保皇”的，跌了個平跤，軍隊硬砍，一家一半，副主任、常委、委員，完全對等。1968年9月15日，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時，王衛國被協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內井灘臨時搭起的主席臺上，俯視高舉領袖像和標語牌的芸芸眾生，聽著震耳欲聾的山呼萬歲聲，他躊躇滿志，頗有點春風得意，革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有人曾作過比較，說縣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縣長，此話只對了一半。對於軍隊代表和革幹代表副主任來說，都是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成員，有職有權，由於沒有縣委，其實還兼有副書記的功能，略優於副縣長。而像王衛國那種群眾代表副主任，純粹是聾子的耳朵——樣子貨，上任之日即為受緊之時，辦不完的各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如何策劃大規模武鬥還沒交待徹底，怎樣迫害革命領導幹部的審查又已開始，三天爬一次向黨交心的臺子，五天交一份鬥私批修的檢查，弄得他無所措手足，到頭來，還是被傳喚到革委會二層十八號窯洞，被縣革委會主任馬志亭口頭宣佈停職。三言兩語，王衛國就由縣革委副主任變為一介平民，上得容易下得快，仕途被畫上終止符號。
悵然有失的王衛國，回到了養育他的郭家溝，迫於生計，他吆起牛，耕開了地，穿上一件亮紅亮紅的線衣，扶著步犁，單調地來回於對面山上。而大媽呢，站在礆畔上，看著衛兒給隊裡耕地，簡直是一種享受，縣革委會副主任算個屁，沒沾一個錢的光，受了一路氣，爾格總算擻利索了，受苦種地，不也一樣活人過光景。這公家也夠不講理，”文化大革命“是上頭有人讓鬧的，上頭不放話，老百姓敢造當官的反？一看鬧得不對了，反過來又拾掇造反的，以後誰還敢響應上頭的號召？氣話歸氣話，怨只怨王家的老陵裡沒有當官的風水，衛兒這輩子的死苦是受定了。
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上大學前的路遙（4）
有道是天無絕人之路，多虧了王玉德人品好，“拜識”多，十幾個“拜識”都是衛兒的幹大。村革委會與黨支部掌權的幾個幹大幹哥，坐到一搭裡合計，王玉德就這一個小子，要照護哩，怎麼個照護，讓教書。在生產隊裡，教書是頭等美差，活苦輕，工分加補助，有條件學習。若還不信，你看與大隊主任或書記沾親帶故者，只要稍識幾個爬爬字，哪個沒安排在這個崗位上。有人擔心，衛兒是造反派頭頭，怕不宜重用，大隊書記劉俊寬和主任郭清俊不怕，不吃皇糧，老钁把誰還能奪得去，幾句話，形成一道決議，打發一個人記上工分到城關公社彙報。書記是許世斌，和衛兒一起鬧“文化大革命”的，他準保批。果不其然，紅印執票拿回來了。王衛國沒耕幾天地，就當上幾個大隊聯辦的馬家店小學的民辦教師。其間，當別的造反派頭頭正在接受曠日持久的審查時，王衛國又以同樣的優勢，順利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無預備期）。
村裡掌權的重用王衛國，縣上辦事的也給他謀出路，明明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物件，縣上透過公社卻調這個“老貪農”參加進駐百貨公司的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宣傳將近一年，熟人揶揄他是“貪宣隊員”。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王衛國來往於縣裡上層人物之間，有緣結識了延川幾位眾所公認的“智多星”，他們很會審時度勢，能言善辯，立足於王衛國眼下的處境，民辦教師和貧宣隊員，都非長久之計。他讀的書多，筆桿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寫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別無它途。還有行家補充，文學作品不受地域限制，當地不發外地發，真名不行用筆名，就更鼓勵起王衛國搞文藝創作的信心。他以纓依紅、路遙等筆名，先在縣文化館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發表了《塞上柳》、《車過南京橋》短詩，兩炮打響，小夥子便一發而不可收地向文壇進軍，讀、寫、改，近乎廢寢忘食。
在路遙的創作生涯中，曹谷溪是個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過全國青年業餘作者代表大會，在陝北小有名氣。他熱衷於文學事業，不遺餘力地提攜後起之秀。按說，他與路遙“文革”期間分屬兩大派，所謂勢不兩立，但是他以文學事業為重，賞識路遙的才氣，便傾心扶持。為幫路遙成長，他動過腦筋，想過辦法，也受過氣，憑那三寸不爛之舌，活動通政工組長，說服城關公社領導，將路遙抽到縣革委會通訊組，名為培養通訊骨幹，實際是給路遙創造條件。報上差費，讓他拿上介紹信，四出採訪，擴大視野。當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