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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幹部和居民子弟，穿戴與用具，更非劉家圪嶗的學生可比。五、六年級經過統考，招收城關公社範圍的部分農村學生，住校、上灶，要交小米、白麵、雜麵、菜金洋，個別家寒的，拿不起米麵，“低標準，瓜菜代”，在家裡蒸成菜葉加麩糠的乾糧，帶到學校在灶房加熱吃，這種學生稱“半灶生”，王衛國自然屬於這一類。開飯鍾一響，“半灶生”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趕往灶房，搶先取下自己的乾糧，要不然，別的學生動開手，他們那些團力結構極差的食品很快就被攪散架，不成形了，手不能拿，只得用筷子往碗裡撥拉，碗被佔住，湯也無處盛。
儘管學校規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課一上完就可以離校，回家取乾糧，但夏季天氣酷熱，糠菜糰子極易發黴變酸，從衛生與健康的角度講，這樣的食物不能再吃，但農家的孩子看見東西心疼，捨不得丟棄，硬著頭皮也要吃下去，每到這時，他們就離開飯隊，躲到牆角，閉著眼，屏住呼吸，伸長脖頸，狼吞虎嚥，幾大口吞下肚，再來碗熬鍋水，就算一頓飯，總比餓著強。
王衛國也撒謊。他知道了縣城文化館的閱覽室，那兒的書報真多喲，擺在黃油漆桌子上，專門讓人看。每到星期三、六下午，他心慌意亂地捱到課上完，急匆匆地趕到宿舍，取上乾糧布袋，徑直跑向閱覽室，就像一頭饞嘴牛犢溜進菜園子，拼命地啃，不到下班關門，他是捨不得離開那個最使他留戀的地方。偶然被老師碰上了，他就煞有介事地說，已經約好和村裡某某一塊回，相跟上走，人家讓在這兒等，不見不散。回到家裡，常常是掌燈時分，大爹大媽抱怨他不早點起身，他則又編謊說換了校長，不準“半灶生”提前離校了。
在小學，王衛國最怕圖畫課，沒有道林紙，更沒有水彩顏料，連那種指頭蛋大的十二色硬塊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幾，他束手無策，只得端端地坐著，看同學們調色、畫畫，或者找個藉口離開教室，不到下課不再回來。每到這時，美術老師便將教案紙遞給他兩張，他借這個同學的毛筆，用那個同學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師一般給他及格分數，諒解其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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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上大學前的路遙（3）
音樂課則別開一番生面，他不僅能和同學平起平坐，還略佔優勢，嗓門高，膽子大，加上他的一個小發現，用吹口哨的方式學曲子，掌握音調快，別的學生還沒全會時，他已捷足先登能唱下來了，每每贏得老師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別賣力氣，直能把臉漲得通紅。班上或學校舉辦文藝晚會，也是他出頭露面的機會，扮演個匪兵或地主狗腿子，還挺像回事，主角輪不上他。
初中時，出了一個笑話，王衛國在填寫登記表時，不知是筆下之誤，還是形近字混淆，把家庭出身“貧農”寫成“貪農”，資訊傳開，不脛自走，他獲得了“老貪農”的綽號，全校盡人皆知。兩三年後，他因禍得福，沾了“老貪農”的光。
誠如《在困難的日子裡》寫的那樣，王衛國在完小和初中階段，備嘗艱辛，家裡糧食不夠吃，公家每月救濟二十斤玉米，大媽一粒不剩地安排給他交上灶糧，大爹拖著病體還得參加大呼隆勞動，缺工是萬萬不敢的，要罰口糧，吞糠咽菜也得讓他吃上，唯獨苦了大媽，只得提上筐子，拄著打狗棍，沿門乞討。她是個要臉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開面皮，便和一位姓梁的婦女結伴，雞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趕往延長縣，那裡人生，誰打發上點，就吃，不打發也沒關係，人家又沒欠自己什麼，更有些家戶，不打發，還讓孩子笑罵：尋吃的，討吃的，老爺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趕。要飯吃的，有的是時間，就吃飯時得抓緊點，爭取多跑幾家。飯前飯後，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給掰點蒸饃，大媽就像擺地攤似的，晾乾，裝入布袋，快滿時便往回運動。遠離當地討飯，既不給衛兒丟人現眼，還能給他帶回乾糧。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王衛國一舉成名，出於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他滿懷激情地投入了那場史無前例的造反斗爭，上大會，念批判稿，博得陣陣掌聲；登高牆，貼大字報，引來簇簇觀眾；揮拳頭，高呼口號，“九種人”聞風喪膽，他以“王天笑”的筆名，著意寫過一些引起轟動的大字報和大批判文章，同學們自愧弗如，熬成本班紅衛兵組織“井崗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學師生分化成兩大派，他又以出眾的組織能力一躍而為本派的首領，全縣革命群眾分裂為兩大陣營，他又扶搖直上，被推舉為本陣營的領袖，晉升為“軍長”。
按照黨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