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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2006年的戈爾不再以複雜抽象的方式講話,他適當地運用了敘事的方式。
紀錄片一開始,他就抓住了我們的注意力,講述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故事,關於全球變暖的規模、範圍和原因,以及為何尚未採取行動。他還將故事與自己和家庭聯絡起來,說明了環境對他的影響。
當我們越來越明顯地看到所面臨的問題影響的規模越來越大時,他提問道:“我們能做哪些切之可行的事情?”他列舉了許多已經決定採取行動的城市、州和公司。他還使用了一些小插圖來說明人類如何設法解決其他重大的全球性問題,包括贏得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治癒天花、建立*、踏上月球,甚至彌補臭氧層空洞等。世界各國和政府相互合作解決了這些重大問題。所以,以前我們能夠解決重大的全球問題,現在同樣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要怎麼做呢?
最後,他介紹了控制這些問題的實際步驟,包括更加有效地使用電力、提高建築和車輛的使用效能、加大公共交通的規模、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更清潔的電廠和工業活動等。這些行動是可行的。這不是技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道德問題。將來如果整個地球面臨危機,我們就該站出來保護我們的未來。
無論你如何去考慮戈爾所講論點或者政治觀點是否科學,但他的演講在吸引觀眾關注和促使大家行動方面都成效非凡。我們所看到的2006年的戈爾對變革的理念十分清晰,他能夠引發人們持續的熱情,對該理念他本人也真心實意地做出承諾。他學會了如何透過敘事在情感上與觀眾建立聯絡。他的肢體語言變得平靜而果斷,而不再盛氣凌人,他還能夠表現出自己詼諧幽默的一面。他的溝通方式引起了觀眾的關注,刺激了他們變革的願望。他激起人們對變革的興趣以後,用理由對此給予強化。紀錄片公佈以後,他透過交談、電視節目和麵對面的交流繼續談話。
到2006年,戈爾已經學會了領導力的語言。
人們為何改變主意(1)
1965年1月24日星期日晚上,一位24歲的醫生驅車沿著雙向的鄉村大道從悉尼前往古爾本(Goulburn)。他在悉尼與母親、妹妹和弟弟在游泳池玩得很放鬆,度過了快樂、愉悅的一天。現在他要回到古爾本一家醫院工作,這是他取得醫生資格以來的第一件工作。黃昏過後,隨著他驅車前行,澳大利亞鄉間茶青色的田野靜靜地融入黑夜。當晚路上很亮,他不必特別注意對面開過來的汽車,那輛車的前燈亮著,很容易看到。但是,當這輛車離自己只有幾碼遠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另外一輛車正在試圖以更快的速度超越它,所以現在就有兩輛車在雙車道的馬路上並行著直衝他開過來。為了避免正面撞車,他突然駛離主路開到了沙礫鋪成的路邊。不過,恰恰在這段路上有一根很深的水泥管道,他的車跌入管道後,撞上了一堵水泥牆後戛然而止。這位年輕的醫生雖然繫著安全帶,可是撞擊力量太大。他的大動脈因為受到的衝擊太大而破裂,導致立刻身亡。
這位年輕的醫生就是我的哥哥。他的去世自然對我們的家庭——父母、妹妹和我,都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事實上,一想到如此年輕的一個人,生活才剛剛開始,美好的未來就在眼前,卻竟然如此毫無徵兆地死掉,我們都覺得很可怕,這完全讓人想象不到。
我的母親深深地悲痛了好幾個月。但是,當她逐漸從絕望中走出來以後,她開始思考交通安全問題。她發現澳大利亞很多的年輕人都死於交通事故。大多數人的死亡都是沒有必要的。系安全帶並非強制,限速不被重視,醉酒駕車問題也很普遍。很多道路在建設之時就未考慮安全問題,在隱蔽的地方築有混凝土管道,等著毫無戒備的司機意外落入陷阱。哥哥的死已經無法挽回,但是我母親開始意識到,為了那些無謂地在澳洲道路上喪命的人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隨後的10年,她致力於宣傳交通安全,這激發了她的全部熱情。沒有人能阻止她去遊說議員為強制性系安全帶去立法。她不知疲倦地提倡安全駕駛措施、準備材料、發表宣告、遊說政治人物,為此她非常賣力。
透過這樣的方式——一件真實的事件改變了我母親的想法。儘管在那次事故之前她並未表現出對交通安全的絲毫興趣,兒子的過世讓她變成了一位戰士,變成了在一個迫切需要擁護者領域裡的領導者。對於我父親、姐姐和我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來說,雖然這一事件讓我們更加註意高速公路的安全問題,但是沒有直接改變我們的生活。
這一事故對我而言也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