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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灝是孫中山“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理論的忠實信徒，在他的領導下，資源委員會人員不允許搞私營企業，甚至不允許參加私營企業股份。在一次“總理紀念週”###上，他曾大罵孔祥熙、宋子文背叛孫中山的遺訓。他說：“我不明白，現在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卻在大辦私人企業，像揚子公司之類，難道符合三民主義嗎？”揚子公司的後臺老闆就是宋子文。
瞭解了資源委員會的思想淵源，對資源委員會的起義行動也就不以為怪了。
至於有人說，資源委員會里也有反動派，這可作為上述評價的補充。
孫越崎的一生中，給予他影響最大的人有兩位：翁文灝和蔣介石。翁文灝將他從黑龍江小小的穆稜煤礦，一步步引導到蔣介石的面前；蔣介石將他從一個普通的工程技術人員，一步步提拔登上了國民政府部長的高位，成為中國工礦業的最高領導者。如果不是翁、蔣，孫越崎很可能只在中國的一隅默默地勞作一生。就在孫越崎策劃起義的兩個月後，孫科繼翁文灝任行政院院長組閣時，曾將孫越崎的名字劃掉，而名單送到蔣介石手中時，蔣介石立即又將孫越崎的名字補上，可見蔣介石對孫越崎的器重與信任。為此，在孫越崎百歲時親筆修訂的《孫越崎傳》中，沒有一句責罵蔣介石的話，只是說：“論私，我背叛了蔣介石；論公，我沒有背叛國家。”從中可見孫越崎高潔的人品。
對於翁文灝，當孫越崎決定起義後，曾竭力說服他留在大陸。翁文灝傷感地說：“你可以留下，而我是第12名戰犯呀。”
翁文灝曾準備帶兒子翁心源到臺灣，孫越崎則勸他：“心源還年輕，你何必害他呢？”翁心源也表示不去臺灣，請父親將他的已到臺灣的妻子、女兒接回大陸。
孫越崎起義到北平後，仍惦念著漂泊海外的老友。當時不少的民主人士反對翁文灝回國，孫越崎便竭盡全力做各方的工作，爭取老友能取得大家的諒解。在孫越崎的心中，對翁文灝不能不說存在回報知遇之恩的思想，他認為能夠幫助翁文灝回到祖國，是對老友最好的報答。在孫越崎的努力下，終於得到周恩來的鼎助，使翁文灝於1950年12月回到祖國。
孫越崎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中國誕生的。他在起義過程中，曾不止一次對部下說：“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後，會效法蘇聯搞建設，大家都會有用武之地。”確如他的預言，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立即以蘇聯為師，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隨孫越崎起義的大多數人員也隨之成為經濟建設中的技術骨幹。但對於孫越崎個人來說，卻被迫走上了一條崎嶇的道路。
我至今沒有找到孫越崎為何不被重用的文字材料。我想，他舉行起義的“不可思議”恐怕是主要原因。再有就是他的書生氣。1954年政協開會時，周恩來讓他上臺講講領導資源委員會起義的經過，他竟不肯上臺講話。這對許多人來說，正是聲討蔣介石，表功表態的機會，他卻輕易地放棄了。這其實很符合孫越崎的性格，那種舊時代知識分子為人坦誠，為事執著的道德觀和自尊、自謙、自律的人格，使他既不願張揚所做之事，也不願去罵曾對他個人有恩之人。但他的所為，又不能不讓人懷疑他起義的誠心。
孫越崎在解放後，曾做過兩年的中央財政委員會計劃局副局長，在任內為國家制定了《基本建設工作程式暫行辦法》。這個辦法在建國初期為我國的經濟建設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可惜“大躍進”後被廢除，給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是孫越崎1949年以後，為新中國所做的唯一一件實質性的貢獻。
1952年，中央財委撤消，孫越崎被分配到唐山開灤煤礦管理處，任第三副主任。他步出了京城，從此迎接著一個又一個觸及心靈的運動。他的實業家才智再不見閃現出光華。
一位老人對我說：“如果讓孫越崎領導經濟建設，國家不會在六、七十年代落後成那樣。”
這只是假設，歷史不是由假設寫就的。
當八十年代孫越崎以90高齡復出，為改革奔走於大江南北的時候，一位隨員感慨地說：“孫越老出來工作得太晚了。”
這是事實，是可以入史書的。
孫越崎的悲劇，確為我們民族的悲劇。
雖然如此，孫越崎卻泰然處之，直至文革被關押，80歲了還被驅趕著挖防空洞，他依舊大度超然。
但他可以釋解個人的痛苦，卻無法排除為他人的痛苦。
文革爆發後不久，江青在一次###上公開點名說，原資源委員會起義是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