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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後之蔣經國，深居簡出，完全與過去杯觥交錯、紅男綠女時代告別，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似乎隱隱然讓他有一種潛意識，既然自己不玩了，老婆也不該整天往外跑；自己不再背叛，亦無力背叛蔣方良，當然蔣方良也不能像長安東路時期，那麼熱情奔放，那麼外向好動，也應該“三從四德”，收斂行藏。之所以對蔣方良作各種壓制，另外一個潛藏於蔣經國內心的因素，是由於蔣“太子”深深厭惡他“姆媽”宋美齡，無所不在地“干預”老先生的施政作為。蔣經國不會允許蔣方良成為另一個“蔣夫人”，更不會讓蔣方良搞夫人政治。
蔣經國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搖”，有一陣子蔣方良真是動輒得疚，做什麼都犯忌諱。蔣經國加諸於蔣方良的強大壓力，再三壓抑著她，迫使她逐步限縮自己的交際圈子，蔣方良遂漸漸將自己封閉在七海寓所的高牆之內，過著與世隔絕，半禁錮的日子。
座車風暴 高爾夫風波（1）
我們可以舉一最明顯事例，說明此論不虛。
某日，蔣經國據報蔣方良去打高爾夫球，除了座車之外，還有一部車的隨扈人員跟班（按：連同蔣方良的座車，事實上一共只有兩部車）。蔣經國聽了之後很不高興，下班回家之後，就告訴蔣方良，以後打球不要這麼招搖，還帶隨扈人員出去，陣仗擺得太大，太招搖了。
蔣方良當下心裡就有些不高興，她不過是帶著徐乃錦、王永澍太太三個人去打高爾夫，隨扈人員不就那一兩個人，加上兩部車的司機，隨員一共才三四個人，怎麼稱得上招搖？只是蔣經國氣頭上，蔣方良向來不敢纓其鋒，一股怨氣只好暫且隱忍未發。
隔一陣子，“總統府”恰巧依據年度預算計劃，要為新上任的蔣經國和蔣方良夫婦更新座車。按規定，派給蔣經國的座車，是一部凱迪拉克七人座大轎車。蔣經國看了之後，認為這部大車太浪費太招搖了，當即指示侍從人員把它退回去，執意仍乘坐原來那部行政院長時期坐的別克五人座小轎車。“總統府”不敢違拗，只好照辦。
但是“總統府”也給蔣方良配了部凱迪拉克七人座大轎車，蔣經國當時未留意，是故並不知情。“總統府”人員只是依規定，配送一部凱迪拉克七人座大轎車到七海寓所車庫，供蔣方良乘坐，蔣方良也不清楚丈夫有退新車的事。
某日，不明就裡的她坐著凱迪拉克七人座從高爾夫球場回來，碰巧蔣經國瞅見老婆居然坐著七人座新座車從球場回寓所，不禁勃然大怒，對蔣方良當面發火，罵她如此不懂事，交代不準招搖就是不聽，你居然膽敢坐新車去打球！蔣方良被罵得滿頭霧水，不知所措，蔣經國當場拿起電話又把“總統府”的人教訓了一頓，馬上要“總統府”把這部新車開回去。並命“總統府”第三局局長陳履元中將，安排一部國產五人座小轎車給蔣方良。
一部福特“千里馬”新車，第二天就被開到七海寓所車庫，蔣經國趁一個禮拜六上午，特地交代駕駛開著這部“千里馬”，載他去桃園慈湖來回一趟，算是試車。試車回寓所之後，蔣經國告訴蔣方良：“方啊，這部國產車坐起來很舒服，很好！你坐坐看。”蔣方良心裡一肚子惱火，勉強坐過一次“千里馬”，小車的舒適度和寬敞度，簡直和原來的大車不成比例。蔣方良決心即使不爭回裡子，也要爭回面子。
於是，蔣方良堅持要“總統府”為她準備一部和蔣經國一模一樣的別克五人座。蔣經國想一想，自己也是坐的別克車，怎好勉強老婆一定要坐國產車，只好同意讓蔣方良和他一樣，配置別克五人座座車一部。大家各自退讓一步，也不好再發火，不再深究。如此，算是平息了蔣經國夫婦的“座車事件”。
然而，經過此次事件的刺激，蔣方良乾脆不打高爾夫了，省得一再被蔣經國挑三揀四。如此一來剛好稱了蔣經國“不要招搖”的心，也少招惹丈夫的責備。為了“不招搖”，她更落寞，更自我禁錮了。
不消多久，即傳出蔣方良得了精神躁鬱症。蔣方良之所以會犯精神躁鬱症，應與蔣經國對她多方壓抑限制有關。
蔣方良原本是一個很外向的婦女，長安東路時期，她的情緒有很多出口，她可以和官太太擺龍門陣，可以打打小牌，甚可以跳跳舞，參加各種交際聚會，即使沒有遊伴相隨，也可以一個人去西門町看場電影。一言以蔽之，長安東路時期的蔣方良，有希望，有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