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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樞慶祝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國慶大會”有關。蔣經國自忖既然能出席“國慶大會”，“僑泰演習”應該也不成問題。因此，他才會答應郝柏村之請。
但是，其實在我們眼裡，蔣經國哪怕是出席“總統府”舉行的“國慶日”大會，都是冒著性命交關的危險參加的。即使我們推著蔣經國的輪椅，坐在那個室內場合（按：在“總統府”介壽堂內舉行）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他也是以他堅強意志力，勉強撐著虛弱得不能再虛弱的病體。
為了在“國慶日”大會會場發表“國慶”文告，早在好幾天前，蔣經國自己即席口述大意，由機要秘書王家驊負責草擬文告草稿，擬好稿子之後，王家驊先在蔣經國床前念一遍給他聽，經蔣經國做出口頭修改指示後，王家驊再拿回去修改重新謄寫。王家驊把重新謄寫過的那份僅約一百多字的文告稿，以正楷毛筆字，寫成像電視臺主播播報新聞的大字報，大字報每個字都有現在新臺幣十塊錢硬幣大。10月8日和9日，連續兩天，王家驊把那份大字報拿到蔣經國面前，供他在床上背誦。
印象中，蔣介石時代，“國慶”文告的字數少說也有好幾千字，這種只有一百多字的“國慶”文告，還是我畢生僅見。文告的大字報因為字號太大，儘管僅有一百來字，但仍要分成兩三張才寫得完，每張紙都有半張報紙大小。8日早上，王家驊到七海寓所，向蔣經國報到後，即從公事包裡拿出那份文告稿，由王家驊和我，拿著大字報在他面前展開，蔣經國即利用早晨體力和精神狀態勉強可以的時機，強記背誦。背演講稿，是蔣經國從年輕時代就養成的本領，也是他早年講演頗富煽動性的重要原因。
王家驊幫蔣經國解決了講稿問題，孝勇則忙著安排另一個讓我們大吃一驚的計劃。10月9日下午，在孝勇的指示下，從榮民總醫院調來一張病床，搬到“總統府”辦公室，讓蔣經國在10月10日“總統府”“國慶”慶祝大會之前，可以利用會前空檔時間，躺在床上略事休息，為稍後的慶祝大會養精蓄銳。
蔣經國顯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過程，“國慶”慶祝大會是在臺北市區的“總統府”，但是，“僑泰演習”則還在新竹湖口，臺北到湖口的車程需要四十分鐘左右。坐在座車裡的那四十分鐘，可不像躺在寓所的病床上那般舒服。何況，不單是去新竹的那四十分鐘，還有兩個多小時的演習時間，演習後一個多小時的聚餐時間，再加上回程的那四十分鐘車程。加總起來，湖口之行要花費五六個小時，對健康時期的蔣經國來說，跑南走北，這五六個鐘頭算不了什麼，然而在蔣經國生命最後幾個月的“風中之燭”階段，我事後想想，蔣經國那趟湖口之行簡直就像在玩命。不出差錯，安然北返，還真是託天之幸呢！
蔣經國以婚外情回報蔣方良搭救之恩
1937年春天，蔣經國攜同蔣方良回到中國，形勢易位，中國對蔣方良來說，成了異邦，蔣經國回到祖國，而且他的父親蔣介石，已經是這個###國家惟一的軍事強人。在俄國，蔣經國要依賴蔣方良，回到中國，形勢逆轉，蔣方良處處要依靠蔣經國。但是，我們倒要看看蔣經國是如何報答過去蔣方良對他的“患難真情”。
為他生下一對子女——孝文、孝章之後，適值抗戰爆發，蔣經國受父親蔣介石之命，擔任江西贛南行政專員，蔣經國舉家遷居江西。受父蔭保護的蔣經國，初得官位，志得意滿，風流好色的潛意識，卻在此時逐漸高漲。章亞若適在蔣經國專員公署做文書工作，等於是蔣經國的秘書。近水樓臺之便，蔣經國和章亞若從眉來眼去，發展成兩性關係，進而珠胎暗結。高明的蔣經國，似乎深得“最危險之處即是最安全之處”的箇中三昧。竟然還命章亞若擔任蔣方良的中文教師，為太太惡補中國話和中文，忠厚老實的蔣方良完全被矇在鼓裡。
章亞若明地裡是蔣方良的中文“啟蒙師”，暗地裡則是她的“情敵”。可憐方良竟然到了風燭殘年，才得知“小老師”章亞若竟是蔣經國婚外情物件，還為蔣經國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蔣經國是以“劈腿”，來揭開回報昔日蔣方良對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從此之後，蔣方良即無日無之地生活在接二連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戰八年，蔣經國行蹤如謎似幻，蔣方良以一個外國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蹤底細，而蔣經國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戰八年，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蔣經國夜夜笙歌 蔣方良苦守空閨（1）
勝利復員，蔣經國舉家遷居杭州。當年陪同甫自蘇聯歸國的蔣經國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