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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馬亂的年月裡，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那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遇到窮兇極惡的大頭兵，除了鼠竄就剩下挨刀一條路，用現在時髦的詞就是“弱勢群體”。趙匡胤起兵時就對“弱勢群體”很關注，從陳橋驛挺進到汴梁，基本上沒有出現喋血宮門、伏屍遍野、烽煙四起、兵連禍結的後遺症。而這個結果和他數次“嚴敕軍士，勿令剽劫”有直接的關係。
在統一戰爭中，趙匡胤“弔民伐罪”時，也儘量減少對平民百姓的侵擾，他一再命令外出討伐的將帥，不得有濫肆殺掠的暴行，不得驚擾百姓。平蜀大將王全斌在佔領成都後縱兵大肆搶掠，對後蜀降兵也肆意欺凌，儘管有平蜀之功，仍被降職責罰。
趙匡胤的仁厚，和五代其他將領的濫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心思歸自在情理之中，大宋一統江山除了軍力強盛、謀略對頭，還和他的人格魅力不無關係。
宋朝人平日裡稱呼趙匡胤為“藝祖”。“藝祖”之稱源於《尚書》，《尚書》把有文德才藝之古帝王稱為“藝祖”，這是對開國皇帝的一種美稱。確實，五代如走馬燈般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天子們不能與宋太祖趙匡胤同日而語，“藝祖”這個稱號，仁厚的趙匡胤當之無愧。
難能可貴的是，軍人出身的宋太祖趙匡胤，不僅身上奇蹟般沒有那個時代軍人嗜血成性的印記，相反卻很有些悲天憫人的胸懷，這大概和他曾浪跡江湖、飽嘗人間冷暖有關。據說他貴為天子以後，還時常把布衣等物賜給左右近侍，說“朕過去就穿這些”，倒頗有曾流行過的憶苦思甜的意思。
曾經流浪的苦經歷，使趙匡胤對老百姓的苦難有切身的體會，因此對民生問題十分關注。
當天下初定的時候，他馬上就實行了寬減徭役的政策，以便農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961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徵用平民充當急遞鋪遞夫的勞役，改用軍卒擔任。第二年，又免除徵民搬運戍軍衣物的勞役。若州縣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檢舉。
當然，趙匡胤也沒有把“小民”當做祖宗供養起來，該乾的還得幹，特別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水利建設，就是他始終沒有放鬆的一個“重點工程”，連他自己也說：“朕即位以來，平常沒有別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徵用勞役，那也是為人民防患。”事實上也的確是那麼回事，趙匡胤並不是為了皇家的面子搞什麼形象工程。
五代時期，掌權的實力人士都在追求“成功學”，思謀怎麼才能登上九五之尊，哪有心思管修整水利的小事，因此黃河決堤、改道，淹沒村莊農田的“小事”時有發生，可到了趙匡胤的眼裡，這些“小事”可就是影響人民生命財產的大事了。
趙匡胤剛當家僅僅兩年，就下令在黃河沿岸修堤築壩，並大量種樹，以做防洪時用。其後多次就黃河的修治下達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趙匡胤下詔說：“沿黃、汴河州縣長吏，每歲首令地分兵種榆柳，以壯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黃河堤壩的例修期，年年都會加固維修，加固了堤壩還綠化了環境，兩全其美。
趙匡胤還下令嚴格巡察，防患於未然。有了皇帝的關注，事情就好辦多了。因此，素以黃害著稱的黃河在趙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中，只有十幾次潰決的記載，並且都沒出現嚴重的災害。除了黃河之外，趙匡胤對運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這對於農業經濟的穩定、商品的運輸、商業經濟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人們往往都在稱頌宋代文化的發達，其實要是沒有趙匡胤打好的基礎，宋代的發達是不可想象的。
以仁厚著稱的趙匡胤，銀子是他最拿手的武器，無論是對大臣還是小民，都無一例外地誘之以利。這聽起來好像不好聽，實際上以銀子來引導比用刀子來威逼好得多，試問一下，兩樣擺在你面前，你是喜歡銀子還是刀子？趙匡胤用銀子解除了兵權，又用銀子刺激農民墾荒。那是在五代之亂後，連年的戰亂使田地荒蕪嚴重，土地是立國之本，因此趙匡胤下令，凡是新墾土地一律不徵稅，凡是墾荒成績突出的州縣官吏給予獎勵，管轄區內田疇荒蕪面積超過一定畝數的，要給予處罰。
這樣一來，荒蕪的土地很快就被開發出來，可種些什麼？當然糧食和桑樹是必不可少的，其餘的你想破頭都猜不出，就是棗樹和榆樹！趙匡胤曾釋出種樹令：每縣將農民定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一百棵，第二等種八十棵，依次遞減。如果是種植桑棗，只要達到半數，即可完成任務。
為什麼鼓勵種植榆樹和棗樹，那是因為棗、榆可幫助人們度過凶荒之年，不餓死人可是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