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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第一個告訴您。”我立刻保證。
“‘三層樓’的第一批住客，除了造這四幢樓的孫家四兄弟，就是我、張輕和蘇逸才了。”
我嘴一動，欲言又止。我覺得還是先多聽，少發問，別打斷他。
注意到我的神情，鍾書同說：“哦，你是想問錢六吧？他是孫家四兄弟的家僕，而我們三個，是被四兄弟請來的。”
煙一根根地點起，青煙嫋嫋中，鍾書同講述起“三層樓”、孫家四兄弟，和那面幽靈旗。
一九三七年，鍾書同二十七歲。那是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西方學術思潮的洪流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同時碰撞在一起，動盪的年代和噴薄的思想激盪出無數英才，二十七歲的年紀，對於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來說，已經足夠成名了。
鍾書同彼時已經在各大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尤其是對兩漢三國時代的經濟民生方面有獨到見解，在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至少在上海，他已儼然是史學界年輕一輩首屈一指的人物，包括燕京在內的許多大學已經發來邀請函，他自己也正在考慮該去哪一所學府授課。
一九三七年的春節剛過不久，鍾書同在山陰路的狹小居所，接待了四位訪客。
儘管這四位來客中有一位的身形魁梧得讓鍾書同吃了一驚，但四人都是一般的彬彬有禮，言語間極為客氣。
這四個人，自然就是孫家四兄弟了。
這四兄弟說到鍾書同的學問，表示極為欽佩和讚賞，更說他們四人也是歷史愛好者，尤其對三國時期的歷史更是無比著迷，有許多地方，要向這位年輕大家請教，而他們更是願意以一間宅子作為請教費，抵給鍾書同。
要知道當時上海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沒有十幾根金條是抵不下來的。鍾書同在山陰路居所的租金，以他的稿酬支付已經令他有些吃力，所以才想去大學教書，當時一位教授的工資，可是高得驚人。
孫家四兄弟第二次上門拜訪的時候，更是連房契都帶來了。鍾書同雖覺得其中頗有蹊蹺之處，但看這四人盛意拳拳，談論起三國的歷史，竟有時能搔到他的癢處，對他也有所啟迪，再加上年輕，自信縱使發生什麼也可設法解決，所以在三月的一天，終於搬出了山陰路，住進“三層樓”。
而鍾書同住進中央“三層樓”的時候，張輕和蘇逸才已經在了。那時蘇逸才還未還俗，正如我所想的，他那時的法名就是“圓通”。
鍾書同剛搬進“三層樓”，就發現其間有許多怪異之處，不僅是樓裡住了圓通這麼個終日不出房門的和尚，而且張輕也總是神出鬼沒，時常夜晚出去，天亮方歸。而他住的這幢樓四周，那些街上的平房裡，居然一個居民也沒有。有時他走在幾條街上，看著那些虛掩著的房門，裡面空空落落，不免有一種身處死城的恐慌。後來這些平房逐漸被推倒，這樣的感覺反而好了許多。
扛旗子的四兄弟（8）
不過雖然周圍幾條街都沒有住人，但鍾書同卻發現時常有一些苦力打扮的人出沒，他們似乎住在其他幾幢“三層樓”裡。這些苦力除了對這個街區的無人平房搞破壞工作外，並不見他們打算造什麼。只是有一天，鍾書同要坐火車去杭州，早上五點不到就提著行李出門，遠遠見到那些苦力把一手推車一手推車的東西從東邊的“三層樓”裡推出來。天色還沒亮，隔得遠，他看了幾眼，也沒看出那車上是什麼東西。
四兄弟還是時常到他屋裡來坐坐，和他談論三國時期的種種掌故。對於這周圍的情況，鍾書同試探了幾次，四兄弟總是避而不答。到後來他也明白這是一個忌諱，住了人家的房子，若還這樣不識相的話，真不知會發生什麼。一日裡對著周圍的空屋一陣懼怕後，鍾書同就放棄了追根究底的盤問。
可是和四兄弟談話次數越多，談得越深入，鍾書同沮喪的情緒就越來越厲害。因為四兄弟關於三國的問題實在太多，而他能回答得上來的又實在太少，如果僅僅是這樣，他也有理由為自己辯解：一個歷史學家再怎麼博學，畢竟不可能逆轉時間回到過去，所以哪怕是專攻某個時代，對這個時代的瞭解，特別是細節區域性的瞭解，終歸是有限的。然而讓鍾書同鬱悶的是，談話談到後來，有時四兄弟中的某人問出一個問題，他無法回答，那發問之人，卻反過來說出了自己的推測，偏偏這推測又十分合理，有了答案再行反推，一切都順理成章。當這樣的次數越來越多的時候，四兄弟和鍾書同的談話次數卻越來越少。鍾書同隱約覺得，這四人已經開始對自己失望，言語間雖然還算禮貌，但已沒有了一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