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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組”中最為關鍵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倒向李登輝，蔣經國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當倒蔣與擁李的先鋒。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本土化”趨勢十分明顯，首次由本省籍人擔任黨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超過半數，首次中央委員中本省籍成員超過1/3、由上屆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開始於蔣經國上任之初，當時是為了緩和已經相當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輝的“本土化”，著眼點是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為了改造“外來政權”，必須以本土勢力來取代外省籍，鞏固權力基礎，同時為推行“兩岸分裂分治”、建立“臺灣中華民國體制”做準備。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李登輝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他開始全方位、多層次打壓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勢力，國民黨內從此不得安寧，臺灣政壇從此不得安寧。
李登輝需要衝破的第一層擴權障礙，是打破“接班四人幫”。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完，配合中央黨部換屆，於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組。李登輝決定改組“行政院”，以便把黨政系統納入新的軌道，“行政院長”由俞國華留任。李登輝留用俞國華的用意非常明確，利用不強勢的俞國華的“空頭院長”以減少對“總統”權力的牽制，把“內閣”成員儘可能換成親李派，一是實現對“內閣”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轉化，在新“內閣”中，有“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等9位本省籍“閣員”。並且以此為基礎，加快了黨務、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輝的目的是要逐漸清除“接班四人幫”。他在順利主導中央黨部換屆和“行政院”改組後，認為逐漸清除親蔣派的時機已經成熟。第一個削權物件，是“接班四人幫”中當時處境最不樂觀的俞國華。一年多來，親李派不斷出面製造“俞國華是國民黨的負債，而非資產”的假象，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俞國華不得不於1989年5月17日向李登輝提出辭職報告。5月26日，李登輝順水推舟，提名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繼任“行政院長”。5月31日，國民黨方面宣佈李煥“內閣”成立，6月1日，李煥轉任“行政院長”，登上仕途又一高峰。李登輝主導的第二次“內閣”改組，以同意俞國華辭職、提升同為“接班四人幫”成員的李煥的形式，不露聲色地“冷凍”俞國華，使得蔣經國安排的“接班四人幫”先失一將，這為李登輝從更深層次考慮權力基礎和人事組合創造了條件。
李登輝更深的考慮是，在打壓“接班四人幫”的同時，完成黨政軍系統的改造，擴大自己掌權的政治基礎。他之所以拿出“行政院長”職位，作為調整重大人事的“中轉站”，是因為“行政院長”是官場重臣、“顧命大臣”們求而難得的職位，可以以此為誘餌，進行調虎離山，實現鞏固權力計劃，調升李煥就是如此。如今，身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收回了李煥控制的黨務系統，接替李煥“中央黨部秘書長”職務的是宋楚瑜，宋楚瑜對黨務系統進行了徹底改革，全面清除親蔣勢力，推行“本土化”。
被蔣經國當做“鎮島大將軍”的郝柏村，已成為李登輝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於1981年12月調任“參謀總長”，1986年3月進入國民黨中常會，成為中常會中惟一的職業軍人。按照島內軍界的規定，“參謀總長”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連任4屆8年。李登輝擔心的就是郝任職“參謀總長”時間過長、積累人脈資源過多。更讓李登輝不放心的是，在蔣經國去世後，蔣家成員、特別是宋美齡女士對郝柏村分外信任，來往甚多，頗有把郝柏村當成減緩“非蔣化”程序保護神的涵義。郝柏村成為李登輝整治的“接班四人幫”中第三個被重新安置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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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權力核心（2）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參謀總長”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輝用國民黨中常會的名義決定郝柏村出任“國防部長”，遺缺由“空軍總司令”陳齡接任。正在東南亞訪問的郝柏村，接到此訊息時，只有無可奈何。為保住郝柏村的兵權，宋美齡女士曾特意邀請李登輝到士林官邸會談，此後還給李登輝寫過兩封信。郝柏村和宋美齡，顯然高估了自己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力。李登輝決心未變，還是把郝柏村從具有調動、指揮軍隊權力的最高軍令長官“參謀總長”的職位上拉了下來。
削除郝柏村的兵權，李登輝用的是調虎離山、明升暗降法。明升暗降指的是，“參謀總長”只是最高軍令長官，而“國防部長”則“入閣”為政府系統最高軍事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