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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卸任後“總統”辦公室裝置費１３４�８萬元；７、卸任“總統”寓所裝置費２８３�３萬元；８、車輛費５００萬元；９、保健醫療費３３�５萬元（１年半）。這些預算合計總額４１３９�３萬元。這是在臺灣財政赤字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做出的預算，卸任“總統”享有如此豐厚的待遇，可以說是臺灣政治腐敗到了極點的集中表現。
李登輝當政12年，已從早期一個寒酸的公務員變成一個億萬富翁，擁有鉅額財產。李登輝有多處數千萬元至上億的別墅，有多張值數百萬的高爾夫球證，分別持有數千萬元的股票與存款，而尚未公開的更不知有多少。２０００年１月３０日，###“總統”參選人李敖舉行記者會，公開指稱，他手裡握有一份密件，李登輝在瑞士銀行有一個秘密賬戶，存款高達６０００萬元新臺幣。
高官高薪厚祿（2）
由此不難發現，臺灣權勢階層個個高官厚祿，以合法與不正當手段為自己牟取利益。特別是身為臺灣領導人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從昔日一個窮書生變為億萬富翁，而且鉅額財產來源不明、在海外有秘密賬戶與下臺後的優厚待遇，讓人民看清了執政的國民黨權勢階層腐敗到了極點，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終於在2000年用選票拋棄了國民黨。
派系政治的窠臼（1）
國民黨的成長與發展，始終無法逃脫派系政治的痕跡。派系政治的結果是，國民黨內無法高度團結，任人唯親，近親繁殖，人事傾軋，權力腐敗，嚴重影響國民黨的發展。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大權後，為鞏固自己在黨中央的勢力，發展出以黃埔系統為嫡系的權力人脈關係，同時黨內不同實權派也形成各自的政治勢力，掌握相應的權力部門。這種派系政治在抗戰時期達到高峰，當時國民黨中央的派系主要包括了CC派（陳果夫與陳立夫兄弟領導的國民黨中央組織系統即“中統”）、軍統系（主要是以戴笠為領導核心的特務系統即“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孔宋集團（以孔祥熙與宋子文為代表的財經部門）、政學系（在行政系統上輔助蔣介石統治的一批原“政學會”的勢力）及團派（主要是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為核心形成的一批政治勢力）等五大集團。這五大派系均是國民黨內部依附蔣介石的不同政治勢力，另外還有與蔣介石抗衡的孫科太子派、汪兆銘派、胡漢民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這種派系的存在，影響了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與發展。
國民黨接收臺灣時起，派系政治開始延伸到臺灣權力體系之中。當時，曾在大陸發展有成的臺籍人士成為國民黨接受的要員，紛紛返臺擔任政府部門要職，形成一股政治勢力，被稱為“半山派”（即半個大陸人，半個臺灣人），而且以陳儀為首的接受要員在發展自己政治勢力的同時，也與臺灣島內原有的政治勢力“阿海派”（以蔣渭川與許丙為代表）與“臺中派”（以林獻堂與楊肇嘉為代表）展開結盟，形成戰後初期臺灣政治派系結構。不同政治派系或政治勢力之間，為權力或經濟利益展開了較量與爭奪，特別是臺灣本土性的政治勢力或派系，為壯大實力，迅速向地方滲透，逐漸形成以地域為主的地方派系。
蔣介石政權敗退臺灣後，對其在大陸的失敗及臺灣“2·28事件”進行了深刻反思，除加強黨的改造外，對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進行整頓與重新定位，運用各種方式削弱或清除既有的派系勢力。蔣介石透過一系列的分化、牽制與流放等辦法基本上將原黨中央的五大派系解組，重新確立了蔣介石的威權統治與部署了蔣經國的接班之路。同時，為了鞏固政權，蔣介石也對臺灣光復初期出現的全島性派系或政治勢力進行整頓，但卻容許地方派系的存在與發展，以利用其作為地方選舉的動員力量。
國民黨當局採取的重要策略是，透過各種制度性的設計或政策性的安排，壓縮地方派系的勢力範圍，讓其侷限於縣市以下的層次發展，避免地方派系出現跨縣市範圍的全島性大派系，同時避免其與國民黨中央或政府權力內部政治勢力結盟。為此，國民黨當局在政策上採取長期不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不舉辦省長及直轄市長以上的行政首長選舉，禁止在議會發展次級團體，杜絕跨縣市或全島性串連。為便於操控，在每一個縣市扶持至少兩個以上的派系存在，以達到派系之間的制衡與控制。同時，國民黨中央透過給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經濟利益以換取其在政治上的支援與政治結盟。
地方派系就是以一定地域為範圍的區域性經濟政治聯盟，它依靠龐大的社會關係網，控制了地方重要權力機構與經濟社會資源，在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