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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羅汝才等輩，皆具軍事之才，與李定國、孫可望、李過等良將並肩，於建虜侵擾之際，毅然攜手，共赴抗虜大業。此等英才，若歸田隴畝，豈非明珠暗投，令人扼腕？
崇禎帝聞之，心生妙計，揮毫致書孫傳庭，命其速將俘虜及戰馬軍械悉數押解京師。帝意非止於此，欲藉此勁旅，非但留之關內，反欲施以恩澤，賜以微職，遣之關外，使之成為騷擾建虜之奇兵。此計既出，崇禎帝已胸有成竹，以“贖罪”之名，行“擾敵”之實，誓要利用此輩，為關內八年之亂雪恥，即便代價是令建虜不得安寧。
孫傳庭不負聖望，快馬加鞭，捷報頻傳，未及月餘，便已回應聖意。原來，流寇之眾，久經孫傳庭鐵騎之威，加之朝廷賑災之恩澤廣佈山陝，使其失卻根基，聞得免死之訊，無不俯首帖耳，歸順如流。
如此，崇禎帝之智謀，既顯其駕馭群雄之手腕，又彰其利用敵手以制敵之深謀遠慮，真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
若一切順利，不出半月餘，押解隊伍便可踏足皇城根下。
然而，孫傳庭卻猶如晴天霹靂，為崇禎帝帶來了驚天噩耗，其駭人程度，即便是帝王之心，亦難承其重，令其寢食難安，憂心如焚。
“王公公，那吳神醫依舊音訊杳無？”崇禎帝的語氣中難掩焦急與不滿。
孫傳庭的密信，雖僅寥寥數語，卻勾勒出一幅駭人圖景：秦地軍營與太原周遭村落，百姓頻遭熱病侵襲，嘔吐不止，終至殞命，死狀慘烈，面紫如鬼，血湧七竅，觸目驚心。
孫傳庭或未深察其危，但崇禎帝心如明鏡，深知此非尋常疾患，乃是肆虐歐亞、奪命億萬之恐怖瘟疫——鼠疫，亦稱黑死病，其名在歐洲大陸，聞之色變。
此病肆虐無度，傳播途徑紛繁複雜，肌膚之親、飛沫輕揚、血液流淌、唾液交換，乃至蚊蟲之叮咬，皆可成其媒介。更兼其潛伏期短若朝露，瞬息之間，生死兩隔，令人防不勝防。
一旦染疫，若無靈丹妙藥相救，八成性命，終將難逃劫數，化為黃土一抔。
崇禎帝尋覓吳又可，實乃鼠疫肆虐之迫。此疫若任其蔓延，恐十年乃至更久，大明疆土將橫屍遍野，千萬生靈塗炭，史冊所載，觸目皆驚。
明史斑斑，記錄著人間慘狀：大名府春旱無雨，蝗蟲肆虐，麥田荒蕪，繼而瘟疫如蝗，吞噬半數生靈，年成之兇，前所未有。潞安府內，病患腋下股間突現核腫，或咯血即斃，藥石無靈，親友避之不及，乃至門戶緊閉，死寂無聲，更有甚者，全家罹難，無人為其收屍。京城之中，疫魔橫行，一日之內，生死兩隔，乃至朝夕之間，便有人間蒸發，數百亡魂日增，更有甚者，家族滅絕，無一倖免，戶戶相望，皆是哀鴻遍野。
鼠疫之禍，烈於流寇，猛於建虜，其破壞力深遠持久，村落染疫，幾成死地，永無生機。崇禎雖略通防疫之道，如蒙面防毒、潔手避菌、限足防傳、聚病隔離，然非專業所及，且時局所限，醫院未興，儀器更無從談起，其難可想而知。
他渴求一位兼具醫術、藥理之精湛，且心懷慈悲的醫者，以其對傳染病之粗淺識見，代他深入疫區，築起防疫之牆。吳又可，此人非他莫屬，乃中國溫疫學之鼻祖。自崇禎十四年迄十七年，他孤身跨越南北，從溫婉水鄉至山陝、北直隸之瘟疫重地，幾乎與每場瘟疫並肩，孜孜不倦地探尋病源，終成《瘟疫論》之鴻篇鉅製，實乃理論與實踐交融之結晶。
吳又可，以畢生抗疫之血淚史，破天荒地提出“癘氣”致病論，此論猶如暗夜明燈，照亮了傳染病醫學的未知領域，其創舉之偉，足以鐫刻於世界醫學史冊，贏得後世無盡敬仰。所謂“癘氣”，實則空氣為媒，細菌潛行其間，古人雖無顯微鏡之眼，卻能以智慧之心洞察其奧秘。
“陛下，音訊全無，老奴已將懸賞增至萬金，非是下人不盡力，實則是遍尋江南，亦難覓此等奇才。老奴有罪，懇請陛下責罰。”王承恩跪拜請罪，言辭懇切。
“唉，愛卿平身，此事非你之過。”崇禎帝輕嘆，語中滿是無奈與寬慰，盡顯帝王胸襟。
吳又可，乃一介雲遊行醫，身無恆產，醫館無覓，唯以藥匣為伴，鈴鐺輕響，穿街過巷，懸壺濟世，隨遇而安。如此行蹤，於浩瀚大明尋覓其蹤，無異於海底撈針，難上加難。
“孫傳庭密函所述疫症，非同小可，速召太醫院群賢，齊聚乾清宮，並召內閣重臣，朕欲共商大計！”崇禎帝語出決絕，擲地有聲。
鼠疫之禍，或已潛行去歲，奈何交通閉塞，官宦失察，以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