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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若以病軀承乏，將來貽誤必多。再四籌思，惟有避位讓賢，乞回成命，籲懇聖恩另簡賢能，畀以兩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緒，李鴻章到津接篆以後，仍當再留津郡，會同辦理，一俟津事奏結，再行請開大學士之缺，專心調理。
奏摺很快被批轉回來，上諭命曾國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辭。詞氣堅決，無再商餘地，曾國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職想馬制臺這事真是蹊蹺。”得知曾國藩決定赴兩江履任後，趙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發生後，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從速從嚴辦理。馬制臺被刺有一個多月了，京報只有魁玉的簡單奏報，未見就此事所下的諭旨。又刑部尚書鄭敦謹奉命去江寧調查此案，據說才離京幾天。雖然馬制臺之案不能與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還記得十多年前鄧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嗎？那時咸豐爺避難熱河，聞訊後一連下了數道諭旨，對滇撫徐之銘的奏報逐條批駁，而那事最後還是由太后和今上手裡結的案。鄧子久乃一剛從藩司升任的巡撫，且在旅途中被殺，馬榖山為一現任總督，又在校場被刺，事情嚴重得多，朝廷反應並不太強烈。此事令人甚為疑惑。”趙烈文所說的鄧子久被刺一案，曾國藩當然知道。咸豐十年，雲南布政使鄧爾恆（字子久）擢貴州巡撫，赴任途中，改換陝西巡撫。雲南巡撫徐之銘為官不正，害怕鄧爾恆進京陛見時揭其陰私，遂指使副將何有保在曲靖縣將鄧謀殺。事後上奏朝廷，說盜匪行刺，已將兇手正法雲雲。咸豐帝嚴厲斥責徐之銘，又命雲貴總督劉源灝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準稍存徇隱消弭之見。後來，劉源灝風聞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歸。不久，咸豐帝病死，西太后執政，立即撤了徐之銘職務，命張亮基速赴雲南辦理，又起復潘鐸專辦此案。最後因何有保等人內部起訌，案情大白。鄧爾恆被殺後的幾個月，全國議論紛紛，京報天天登載有關訊息，一時官場矚目雲南。相形之下，馬案是冷清多了。難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趙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職愚見，大人不妨再上個摺子，請求陛見，聽聽兩宮太后對此事的看法。”曾國藩採納了趙烈文的建議，上折請晉京陛見。同時發函給紀澤，要兒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許進京陛見。於是曾國藩待李鴻章來津，交接直隸總督印信後，便啟程入京。
《曾國藩年譜》載，同治九年九月，”公以本年壽六十，奉旨賜壽，由軍機處諮交到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面、御書福壽字各一方、梵銅象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綢十件、線縐十件”。
這時正逢曾國藩六十大壽在即，一到京師，軍機處便奉旨賜壽：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面，御書”福”、”壽”字各一方，梵銅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綢十件，線縐十件。前來法源寺送壽禮的小軍機特為告訴曾國藩：”勳高柱石”匾額乃皇上親筆所書，這四個字也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兩宮皇太后為這四個字，把十六歲的小皇上著實頌揚了一番。皇上親筆書贈大臣，這還是第一次，真個是曠代鴻恩。過去一句泛泛褒揚天語，能使曾國藩內心激動幾天幾夜，成為他奮發前行的強大動力，可是而今這些破格的崇隆聖眷，都不會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乾的老樹，春風已不能再吹出綠葉了。
由周壽昌發起，湖廣同鄉在湖南會館設盛宴為之祝壽，雖然他親筆題寫的匾額已照原樣又制了一塊，仍舊高懸在會館大門上，但砸匾的往事畢竟令他感到錐心痛苦，他只應酬性地略坐一坐，便藉口身體不適告辭。當年慶賀同科十進士的豪興，已成為非常遙遠的回憶了。
慈禧太后於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接連兩次召見曾氏。曾氏在這兩天的日{己中{己錄了召見時的談話。現將這兩天的日記全錄如下--
二十六日
早，於寅初三刻即起。寅正二刻自寓起行，大轎至東華門，換坐小轎至景運門。卯初至內務府朝房，與軍機沈經笙、李蘭生、文博川先後一談。旋與恭王一面，即退至東路九卿朝房，與黃恕皆等久談。巳正叫起，因入乾清門內，養心殿之外軍機坐處一坐。
巳正三刻入養心殿之東間，叩謁皇太后、皇上聖安，旋即叩頭恭謝天恩。西太后問曰：”爾何日自天津起程?”對：”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問：”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對：”未行刑。旋聞領事之言，俄國公使即將到津，法國羅使將派人來津驗看，是以未能遽殺。”問：”李鴻章擬於何日將伊等行刑?”對：”臣於二十三日夜接李鴻章
